暨南大学融媒体中心讯 《中国高等教育》2026年第19期刊发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校长邢锋的署名文章《以系统改革一体推进高校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系统分析了高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与现实短板，并阐述了以改革打通一体发展关键堵点的路径与方法。以下为全文报道：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为高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由理念共识加快转向机制创新和系统推进，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进入“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新的系统部署，高校进一步提升一体发展效能，关键已不只是增加单项改革举措，而是推动国家战略、学校治理、资源配置和开放合作更加有效贯通，把既有协同转化为稳定的制度能力。

立足新发展，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新要求新挑战

当前，高校面向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深化改革，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机制变革等方面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持续深化，已建设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招收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为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问题探索了有效路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力度显著加大，2023年以来高校学科专业点调整比例超过20%；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启动实施，先期在九大领域部署100多个学科先导项目，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在重点区域加快布局。

更为重要的是，一体发展的运行机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家需求牵引学科专业调整更加有力，重大科研任务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衔接更加紧密，高校与企业共同招生、共同选题、共同培养、共享成果的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形成，科研平台、创新资源和成果转化载体更加注重协同配置。一体发展正在由分领域推进、项目化合作，向目标协同、任务协同、资源统筹和机制贯通加快转变。

与此同时，新的国家战略部署对高校一体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专章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进一步提出引导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战略需求牵引更加有力，高校必须更主动地把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办学方向、学科布局和创新任务。

系统集成要求更加迫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并要求加强战略目标有机衔接、战略任务一体部署、政策措施协调发力、资源要素统筹配置；《规划》进一步强调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这意味着，高校推动一体发展需要从学校层面的总体谋划进一步落实到组织运行、资源配置和评价机制。

分类发展要求更加明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规划》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高校分类管理、评价和激励机制。高校推进一体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立足自身定位和优势特色，形成差异化路径。

开放合作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规划》从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方面作出部署。这就要求高校一体化发展要在更大格局中统筹配置人才、科技与教育资源。总体看，一体发展正由战略共识向系统落实加快转变，高校面临的挑战也从单项突破转向战略对标、系统统筹、分类发展和开放协同的综合考验。

直面新问题，清醒认识一体发展存在的现实短板

面对上述新挑战，从高校实践看，在战略对标、系统统筹、特色发展和开放协同等方面仍存在现实短板。这些短板并非简单的资源不足或单项改革滞后，而更多体现为国家战略要求向高校办学实践转化过程中，目标、机制、路径和能力之间仍有落差。尤其随着一体发展从局部协同走向系统集成，一些过去并不突出的矛盾开始显现，成为影响整体效能提升的重要制约。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战略对标还不够精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仍显不足。从高校实践看，战略响应并不等同于精准对标，局部布局调整也不意味着学校整体融入国家战略。一些高校谋划一体发展时，仍较多从既有学科基础、人才队伍和资源条件出发，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科技创新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研究不够、转化不深，学校发展重点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尚未形成更加精准的对应关系。如何把国家战略需求真正转化为学校发展定位、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任务，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找准自身坐标，仍是高校需要持续破解的课题。

系统统筹还不够有力，学科、人才、平台、资源协同配置机制尚未充分形成。随着一体发展向纵深推进，一些高校开始突破分领域谋划的传统方式，从学校整体层面推进综合改革。2025年已有高校将按惯例要分别召开的教育工作讨论会、科研工作讨论会、人才工作会整合为全校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讨论会，并将成果与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相衔接。但总体谋划并不自然等同于运行协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对照这一要求，一些高校仍存在战略层面“统”与执行层面“分”并存的现象：学科专业调整、人才引育、科研平台建设和资源投入等仍较多依托既有职能体系和院系边界分别推进，跨部门、跨院系的共同目标和资源联动还不够稳定。学界将这一矛盾概括为“宏观部署与微观运行存在差距”，指出宏观顶层设计转化为稳定、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仍面临困难，高校运行良好的制度安排依然任重而道远。

分类发展导向还不够鲜明，既有优势特色尚未充分转化为差异化发展路径。当前，各类高校围绕新兴学科布局、科研平台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积极探索一体发展。但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学科基础和服务面向各不相同，一体发展不存在单一模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要求差异化推进基础类、应用类、战略类学科专业布局建设，完善促进学科专业特色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面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领域快速兴起，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存在追逐热点、趋同布局现象，新专业、新平台建设与自身学科基础和区域行业需求结合还不够紧密。高校长期形成的学科积淀、行业联系和区域优势，本应成为一体发展的重要基础，关键是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差异化发展路径。

对外开放协同能力仍显不足，全球人才集聚、国际科技合作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仍需提升。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我国国际地位持续提升，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正在由人员交流、合作办学和资源引进，进一步拓展到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国际科技合作以及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对照这一要求，高校开放的规模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引领优势，高层次国际人才集聚能力、国际科技合作组织能力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仍有提升空间。一体发展不能局限于校内和国内资源循环，还需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汇聚全球创新要素。

聚力新突破，以改革打通一体发展的关键堵点

1.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健全从战略研判到任务承接的转化机制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首先要解决国家战略如何更加有效进入学校治理的问题。高校党委应把一体发展纳入事业发展全局和重大事项决策体系，在研究发展规划、学科布局、人才队伍、重大平台和资源配置等事项时，把国家所需、学校所长和未来所向统筹起来，推动服务国家战略从局部领域的“自发响应”上升为办学治校的“战略自觉”，把党的全面领导从原则性要求贯彻落实到战略研判、任务转化和资源组织全过程。

在此基础上，形成“战略研判—任务转化—任务承接”的工作链条。依托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专家团队，常态化研判国家重大部署、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中蕴含的人才需求、学科方向和创新任务，并把研判结果落实到学科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改革、科研方向布局、重大平台建设和资源要素配置等办学实践当中。学科专业调整要服务这一战略转化过程，坚持强化基础、突出优势、面向急需、促进交叉，避免简单跟随热点。

对于有能力承接国家级攻关任务的高校，要把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作为一体发展的重要牵引，推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平台建设协同联动。科研攻关要与育人、引才有机结合，要在项目实施中同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汇聚人才，形成从识别国家需求到组织资源、承接任务、提升能力的完整实施链条。

2.以系统改革推动自发协同走向制度自觉

当前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之间并非缺少联系，真正需要破解的是不少协同仍依赖具体项目、个别团队和临时协调，尚未充分转化为稳定高效的制度安排。改革的重点，应从一般性的“加强协调”转向组织运行方式重塑，围绕重大任务打破教学、科研、人事、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条线分割，推动培养方案、科研组织、人才引育、平台建设和资源投入协同谋划、联动实施。

这种改革尤其需要突破传统院系和专业的组织边界。以海洋工程这类高度交叉的新兴领域为例，新建新型学院和交叉平台未必都需要复制传统专业学院的完整架构，而可以更多发挥跨学科育人和科研组织平台作用。比如，学生前期依托化学、材料、力学、信息等相关基础和专业学科夯实通识与专业基础，高年级再进入面向重大问题设置的交叉平台，围绕海洋材料、海洋装备、海洋光电等真实科学与工程问题开展项目制、团队式学习，将科研团队、重大任务和高水平平台深度嵌入人才培养过程。这种模式跳出对传统学院架构的路径依赖，更有利于把既有学科基础、科研组织与人才培养贯通起来。

与新的组织模式相适应，还要推进人才双聘、课程互通、平台共享、项目共研等改革举措，完善资源配置、成果认定和评价激励等机制。评价既要看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成果，也要看人才培养和跨学科协同成效，以及承担重大任务的实际贡献。只有组织、资源和评价机制同步调整，才能把原有的自发协同升级为学校层面稳定运行的制度能力。

3.坚持特色导向，在共同国家战略框架下形成差异化服务路径

国家战略具有统一目标指向，但不同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路径不应趋同。高校应把国家“非做不可”的战略急需任务与自身“非我莫属”的资源禀赋统筹起来。将精准的学科定位落实到学科专业调整之中，以此作为特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综合考量学科积淀、人才基础、科研平台、行业联系、区域禀赋和开放优势，明确有限目标，集中优势资源。

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部分高校发挥数理基础学科雄厚优势，聚焦底层算法、基础模型等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攻关；部分高校立足行业与区域产业资源禀赋，侧重人工智能在教育、智能制造、海洋经济、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场景化落地与技术应用；具有国际化办学和海外合作优势的高校，还可以在国际人才培养、跨国科研合作以及面向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合作中形成特色。围绕同一项国家战略，不同高校通过多元实践，能够构建起各展所长、错位互补的发展格局。差异化不是弱化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而是以比较优势提高战略贡献度。

这种差异化还需要相应的分类评价和资源配置机制予以保障。高校内部应根据不同学科的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和任务类型实行分类支持和分类评价，引导资源向真正能够形成比较优势、服务国家战略的方向集聚，使学校长期积淀形成的办学特色在一体发展中得到强化，而不是在追逐热点中被稀释。

4.拓展开放型一体发展，把全球人才集聚、国际科技合作、产业服务和文化交流贯通起来

高水平开放不应停留在人员往来、合作办学和一般性资源引进，要推动高校国际交流从单一教育领域合作，拓展为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参与全球发展的开放型一体模式。其重点是把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国际科技合作、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企业国际化以及人文交流贯通起来，将高校国际化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推动中外共同发展的综合能力。

在人才建设方面，要从单纯“把人才引进来”进一步拓展到培养全球人才、构建长期人才网络，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国家培养更多熟悉中国、具有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将国际学生、海外校友和合作伙伴转化为连接教育、科技和产业合作的长期资源。在科技合作方面，要从参与项目合作向主动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迈进。依托优势学科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等高水平合作平台，在合作攻关中培养人才，并积极参与技术标准、教育标准和国际规则研制，提升中国标准、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服务中国企业出海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力。高校应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综合优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主动对接重点国别和产业需求，服务中国企业和优势产能“走出去”。职业院校和应用型高校可依托产教融合优势与企业“组团出海”，共建海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产业学院和标准合作平台，为企业提供本土化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可围绕重点产能合作领域开展联合攻关、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增强企业海外发展的科技支撑。

更为关键的是，高校服务企业国际化不能只着眼于企业商业发展需求，还应通过人才培养、科技服务和教育合作，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更多惠及合作国家和当地社会，在解决现实难题、培养本土人才、创造发展机会中构建利益共同体。文化交流也应更多融入人才培养、科技合作和产业服务之中。当国际学生通过中国教育获得成长机会、合作伙伴通过科技合作解决实际问题、当地社会通过产业合作获得人才和技术收益时，教育科技人才合作本身就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唯有以共同发展凝聚理解认同，依托教育科技合作的实践成效，方能塑造我国更为坚实、持久的国际影响力。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正在由战略共识进一步转向制度能力建设。对高校而言，关键在于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战略研判、任务转化和资源组织全过程，把已有的自发协同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在共同国家战略中依托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并以更高水平开放贯通人才培养、科技合作、产业服务和文明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强化改革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把战略目标与具体任务、组织机制与资源配置、改革推进与评价激励更好衔接起来，使教育、科技、人才各领域改革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避免出现改革举措相互割裂、资源配置彼此分散的情况。只有把一体发展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学校治理结构、组织机制和具体任务之中，持续完善协同机制，才能使人才培养更加贴近科技创新需求，使科技创新更好反哺人才培养，使人才、知识和创新成果更顺畅地向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汇聚，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创新要素有序流动，不断提升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贡献能力。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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