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暨南大学今年迎来建校120周年。百廿风雨，薪火不熄，校史的每一页厚重与荣光，都浸润着暨南人的如歌岁月。

即日起，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文学院推出 【百廿暨忆留声】 口述史专题报道。我们将走近一批与暨南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干部、老专家、老教师，聆听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暨南往事，感受那些藏在年轮深处的抉择与坚守。愿我们以史为炬，照见来路，续写暨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新篇章。

访谈时间：2026年7月17日

访谈地点：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研究所

口述者：苏国辉

指导老师：康君如（文学院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教师）

采访人：许怡鑫（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2025级硕士研究生）

肖圳发（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2025级硕士研究生）

丘诗桦（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2025级硕士研究生）

整理人：郑崇彬（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2025级硕士研究生）

陈夏琳（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2025级硕士研究生）

摄影：施育宏（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本科生）

结缘——从港大来暨大

许怡鑫：尊敬的苏院士，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正值暨南大学建校120周年，请您讲述一下您与暨南大学的故事。苏院士，您和暨南大学的渊源从2008年就开始了。当时您和暨大合作建立了“暨南大学—香港大学脑功能与健康联合实验室”。请您回忆一下，这个联合实验室最早是怎么促成的？当时暨大是哪位领导或哪位老师主动联系您的？您对暨大、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苏国辉：那是2008年。当时是暨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罗焕敏教授，通过我在香港的一位同事吴武田跟我谈起。那时我在香港大学做老师。大家见面就谈到：有没有可能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实验室？那个时候暨南大学的校长是胡军，胡军校长非常有魄力、很能干，他当时已经和好几所香港的大学建立了这样的共同实验室。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开启的。

许怡鑫：您当时来到暨大，对暨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苏国辉：第一印象是我很喜欢这里，因为暨南大学场地大、环境好，而且我在暨大本来就已经有一些朋友，所以感觉很好。就这样，我们在暨南大学建立起了这个共同实验室。

许怡鑫：您当时和暨大对接合作时，内地的科研条件、科研管理模式，跟您在香港有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苏国辉：香港大学那时科研条件很好，暨大当时正在努力把科研建好，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来了以后，就努力向学校申请经费，买了很多很重要的仪器。这些仪器不仅我们研究院用，也向整个大学开放。所以在暨南大学的生物科技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点贡献。比如有一台动物用的核磁共振（MRI）仪器，价格昂贵，但胡军校长很爽快地同意我们的申请了；我还和华侨医院协调了相关需求，这台仪器现在都还在使用。它对整个暨南大学在这方面乃至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

许怡鑫：四年之后，2012年您就选择全职加入暨南大学。当时国内不少高校都在布局神经科学建设，您为什么会选择暨南大学？

苏国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已经和暨南大学比较熟悉了——能不能在一个地方把研究做起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暨南大学在广州，离我在香港的家很方便。那时还有另一所广州的学校也很希望我过去，但后来我没有过去，还是留在了暨南大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还是对的。

许怡鑫：您2012年来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实验室起初只有约600平方米，现在已经是6000平方米的独栋实验大楼了。研究院初创时，除了场地狭小，您还面临哪些现实困难？

苏国辉：因为刚建立实验室，学校地方不够，学校先给我们审批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场地，在理工楼八楼。我们也很感谢学校提供了这块地方，让我们可以慢慢把整个实验室建立起来。特别高兴的是，当时我把过去在博士答辩委员会认识的一位学者请了过来，他是从广州过去的，就是现在研究院的副院长周立兵。他从那时起就一直过来，帮我一手把研究院建立起来。

苏国辉院士指导研究生开展实验研究

创业——建研究院的头十年

许怡鑫：现在研究院官网上显示有20多位科研骨干，也培养出很多国家优青、广东杰青等杰出学者，单是视觉系统损伤修复研究团队就有徐颖、任超然、黄鲁、黄晓丹等专家，还有您提到的周立兵老师。您在科研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上，有什么样的思路？

苏国辉：目前我们已经有31个PI（学术带头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年轻人感觉到研究院尊重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科研。举个例子，任超然，他现在是国家级人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我和他的导师很熟，我们常在一起做实验、聊天。我就问他：“任超然，你毕业以后打算去哪里？”那时大家都希望去美国。我跟他讲：去美国做博士后当然也是好事，可是我现在刚刚在广州建了一个研究院——如果去美国做博士后，你可能就是导师安排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来广州，我会让你继续发展你现在的科研方向。后来他同意了，他父母也很高兴，所以他就来了，他爱人也是通过我介绍认识的。他现在发展得很好，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苏国辉院士指导研究生开展实验研究

许怡鑫：您在2019年、2022年还和任超然课题组有合作，你们形成了怎样的团队文化？

苏国辉：这个模式对暨大每个科研团队都很有帮助。我会和他们共同把整个科研方向定下来，因为现在做研究还是要靠年轻人——年轻的老师、学生、博士后。方向定下来以后，我就让他们有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样他才会感受到自己有这份责任、有这份兴趣，去把他希望做的科研方向做好。比如任超然主要做了一系列光疗的研究。我们的视觉系统除了能看东西以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能感受外界信息，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比如高兴或不高兴，这背后是大脑里不同的神经环路在起作用。比如在欧洲，冬天白天时间很短，很多欧洲居民会用光疗来调节情绪，虽然有效，但一直不清楚其原因。我和任超然就把这个问题一步步解决，把光信号追踪到大脑不同的区域，把神经环路搞清楚。这方面我们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文章，任超然现在是全世界这方面的领军人物。

许怡鑫：这十几年，研究院先后成功申报广东省脑功能与疾病医学重点实验室、国家“111计划”引智基地、教育部中枢神经再生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多个核心平台。这些平台的申报中，哪一项难度最大、让您印象最深？

苏国辉：印象最深的是“111计划”。这个计划对科学家、对团队来说非常好，它有经费，可以让我们邀请外国的、国内的优秀科学家来研究院访问、交流，这非常重要。同时暨大也会配套一些经费，允许我们的老师用这笔经费到外面去交流、开会。所以总的来说，“111计划”是最有用的。

苏国辉院士进行学术报告

许怡鑫：这些平台建成后，对暨大神经生物学硕士、博士点建设和医学学科整体发展，有什么实质性帮助？

苏国辉：非常有帮助。作为研究生，除了要了解我们研究院PI们的研究方向，也一定要多了解外面的科学家在做什么。“111计划”可以邀请这些科学家来研究院访问，让我们的研究生和他们交流，这样研究生就能成长得更好。

许怡鑫：来暨南大学之后，您的研究方向继续深入到运动抗抑郁、枸杞糖肽神经保护，以及和任超然老师课题组合作的光疗抗抑郁及其神经环路新机制等。这些方向是怎么在暨大的平台上继续生长起来的？

苏国辉：先说运动。运动方面我主要是和研究院的张力研究员合作。张力是在香港大学读的本科和博士，非常优秀。他知道我在暨大建了研究院，就主动联系我。我问他原因，他说觉得我们研究院很好，另外他女朋友在广州，所以他就加入了。加入以后，我就和他共同研究运动对大脑健康的作用。因为我们的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运动以后，肌肉会分泌出很多不同的物质，包括一种神经营养因子（如BDNF），这些物质对大脑健康很有好处。所以运动对大脑健康非常重要，我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多做运动。

再说枸杞糖肽。枸杞是一味中药，同时又是食品，属于“药食同源”，非常安全。枸杞在我国养生方面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可是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它为什么有用。我一开始研究眼睛，枸杞的作用是清肝明目。作为科学家，我很好奇：它到底管不管用？于是我用动物研究它对不同疾病是否有用，以及起作用的机理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就做起来了。后来我在宁夏建了一个院士工作站，枸杞主要在宁夏生产。建站以后，我们发现枸杞虽然是单方，但成分很多，单是多糖就有30多种，我们把其中五种最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做成了一个产品，现在国内都能买到，也很受欢迎。现在进一步研究发现，枸杞糖肽除了保护眼睛，还能保护耳朵，而且刚刚还在空间站做完实验——因为宇航员很需要保护视力，据说太空环境对视力影响很大。另外枸杞糖肽对保护肝脏也非常好，所以它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许怡鑫：您的很多科研成果都完成了专利转化，还被称为“发明家院士”。临床端您与暨大附一院脑科医院、广州爱尔眼科联合实验室、广医附属脑科医院等三甲医院都有合作。您是如何推进这么多跨院系、跨地域的产学研合作落地的？

苏国辉：我补充一下，我同时也是广州一家干细胞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作为首席科学家，主要是把研究方向定下来，和大家共同讨论往哪几个方向推进最好。比如我和这家干细胞公司共同研发了一种干细胞新药，这是广东省第一款获得国家批准的干细胞新药，现在已经开始做临床试验，用于治疗骨关节炎。之所以做这个，是因为我国骨关节炎人群很多，差不多有1.4亿，需求很大。开发新药都要先做动物研究，再做临床研究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期、二期，效果还是很好的，希望明年就能做三期。另外我和华侨医院更多是讨论大脑健康的问题，和爱尔眼科则研究一些眼部疾病。前两天我还和爱尔的总院长见面，商量启动一种视网膜疾病——夜盲症的研究。夜盲症就是人晚上看不到东西，学名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英文RP），主要是感光细胞受到影响。我们研究以后发现相关干预能保护动物的感光细胞，最后还要在人群上证实。另外我想和暨南大学何蓉蓉教授合作——她研究帕金森病做得非常好，用枸杞糖肽来治疗帕金森模型动物。目前帕金森病有药物，比如左旋多巴（L-dopa）这类，可是这些神经元会慢慢退化，仅给药不够；如果同时给枸杞糖肽，才能保护好这种细胞。所以何蓉蓉老师现在很努力，希望能把这个药开发出来。

许怡鑫：您发表了很多SCI论文，也做了很多民生应用。您是如何兼顾学术研究和民生应用的？

苏国辉：做科研，我的位置就是要多和团队讨论，因为以后主要干活的还是他们。我会定时和他们交流，了解科研的进展；我自己有什么新想法，也会和这些年轻老师沟通，看看他们觉得好不好、能不能往这方面发展，我也很高兴能提供一些好的意见给他们。关于如何平衡时间，我认为作为科学家，很重要的是先做好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可能是科学家、老师、医生，但同时也应该重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家庭关系、兴趣爱好，这样才能调整好自己，也才有时间去做运动。我很喜欢音乐，对不同乐器都感兴趣，我弹古典吉他，现在还在学二胡。二胡的声音很好听，学起来却很难，但正因为在努力学习新东西，人才会觉得更高兴。

苏国辉院士弹奏吉他

许怡鑫：听说您年轻时是摇滚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现在还弹吗？有没有和学生一起玩过音乐？

苏国辉：对。摇滚现在需要很多人一起玩，所以我现在主要弹古典吉他，我也吹口琴。我有一位博士生，他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精神科主任。今天不知你们有没有看《生活圈》这个节目。我们一起在央视CCTV1《生活圈》做了一期访谈，讲如何抗抑郁，今晚5点半重播，你们有空可以看看。

苏国辉院士用口琴吹奏《铁塔凌云》

许怡鑫：您建立的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名字里有“粤港澳”三个字，在全国高校里很有特色。在跨境科研合作、三地人才交流方面，比如体制差异、经费跨境使用、人员往返管理等，您遇到过哪些特殊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

苏国辉：我先说经费。我们都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是国家非常重视的地区，它包含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很多城市，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前有个问题，比如香港的科学家申请国家的基金，即使申请到了，经费也不能拿到香港去用。好多年前，我和香港大概21位院士，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总书记，反映我们的困难，他很快就作了批示，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当然，大湾区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比如一些药物、细胞类药物的跨境往来，这还是以后要继续努力的目标。

苏国辉院士参加央视节目录制

许怡鑫：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暨南大学考察，您作为教师代表和他面对面交流。能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苏国辉：那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我都没想到能和总书记这么近，还和他握手，他的手很温暖。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暨大，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很骄傲。因为我们学校是侨校，习近平总书记也觉得我们很有特色，希望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做好，加强对海外学生的培养。我当时就问总书记：“我听说您每天都游泳1000米，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就跟他讲运动的好处，像我刚才和你们讲的一样，运动时肌肉会分泌出一些物质，对大脑健康、身体健康都非常有用。他说这很好，我说那您以后继续做运动。他回应我说了几句话，说“都听您的”，我很高兴。

许怡鑫：您和总书记交流的事迹都已经写进校史了，暨大的同学都知道这段温馨的对话。总书记考察学校时指出，暨南大学名不虚传，特别是在华侨华人中作用独特。您作为港籍院士和研究院院长，听到这些话有什么感受？

苏国辉：我很受感动。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把暨南这块侨“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所以，我们很努力地在中枢神经这个领域的不同方向上开展重要研究。举个例子，我做的视神经再生，已经在动物身上做成功了好几项，马上要在病人身上做临床试验。研究细胞的转分化——大脑里有两种细胞，一种是神经细胞，一种是胶质细胞，长肿瘤的往往是胶质细胞。我们的陈功教授想办法把胶质细胞转变成神经细胞，这样肿瘤的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现在有十个胶质瘤病人，本来通常只能活几个月，但经过治疗，都已经活过一年了，这是很好的成果，也是医学上的重要突破。

许怡鑫：近十几年粤港科研扶持政策持续深化，有没有哪些政策为研究院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

苏国辉：国家有很多重大计划，比如“脑计划”，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课题，这很重要。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重大课题，去年我就参与了一个由刘良院士牵头的重大课题，下设五个课题组，我这个课题组拿到了经费，这对研究团队来说非常重要。暨大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平台支撑，比如刚才说的帮我们买了动物MRI仪器，还买了很多很好的显微镜，像共聚焦显微镜（confocal microscope），每台价格不菲。没有好的工具，很多研究都很难做下去。这些仪器不仅我们研究院用，也开放给暨大其他老师用。总的来说，在科研方面，学校给了我们的科学家很好的帮助和鼓励。

苏国辉院士在做研究

许怡鑫：您是港籍院士，来暨大面对粤港澳三地联合、人才互通的培养模式，您觉得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苏国辉：大湾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广州不同的大学都能用好这个平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香港、澳门的大学多交流，共同讨论、共同成立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课题。当然，除了广州，深圳也很重要，现在发展得非常好。总结一下，大湾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扎根——暨南120周年之际的回望

许怡鑫：您来暨大快14年了，2012年11月加盟，见证了学校药学入选国家“双一流”、番禺校区建成投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等关键节点。作为科研亲历者，您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苏国辉：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是暨大的科研活力越来越强、越来越高，这对我们做科研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鼓励。也感谢学校一直以来的支持，包括现在的学校领导班子。

许怡鑫：您被称为“活力院士”，也持续走进各大中小学做科普，被孩子们亲切地叫“科普爷爷”。暨大一直强调社会服务，您做科普的初心是什么？

苏国辉：科普很重要。特别是对小孩子，让他们很早就认识到科研的乐趣在什么地方。我很希望，哪怕只影响到一小部分学生，我都已经非常高兴了。所以我不断地播下这些种子，希望有些种子能成长。当然，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结果，但只要去做，就一定会有。我很期待看到好的结果出来。

苏国辉院士参加节目

许怡鑫：您做科普常常面向港澳、内地青少年。您觉得培育港澳台青少年的科学报国情怀，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苏国辉：这个意义很重要。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现在和10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去想过。100多年前，我们国家几乎什么都没有；而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强，又这么重视科研、重视年轻人。所以一定要和年轻人沟通，让他们了解：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不要辜负国家的用心。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成长为自己愿意从事的领域里的人才，在各自领域里做好自己，这就等于是为国家作了贡献。

许怡鑫：您在很多学校做了很多科普，请问有没有哪个孩子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苏国辉：有。有些孩子问的问题非常好，比如“科学家遇到困难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一群小朋友，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多一点信息，他们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许怡鑫：2026年是暨大120周年校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扎根暨大这十几年的科研与育人之路，您会怎么总结？

苏国辉：我会用《易经》里面的一句话：自强不息。

许怡鑫：站在百年侨校的新起点，您对暨南大学神经学科以及粤港澳三地跨区域科研协的长远未来，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苏国辉：我希望能看到粤港澳这个地区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让现在一些还没能解决的问题找到新的方向。因为科研每一年都有新的技术、新的理论出来，所以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乐观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更好的成果出现。

许怡鑫：面向暨大的青年学生、青年科研者、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您有什么寄语？

苏国辉：我想跟他们说：你们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念书、工作。也希望大家秉承暨南精神，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采访手记】

接到暨南大学120周年校庆口述史采访苏国辉院士的任务时，我们的心里满是忐忑，也藏着几分好奇。作为文学院的学生，神经细胞研究于我是全然陌生的高深领域，因此我翻遍了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的官网资料，把那些拗口的专业名词反复默念，生怕访谈时接不住话，也怕占用院士太多时间。出发前的那个下午，手心的汗浸湿了采访提纲，满脑子只想着要把流程走顺，别出纰漏。

真正坐到苏院士对面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都慢慢化开了。完全没有预想中的距离感，他虽然在香港生活很久，但普通话标准又温和，笑意温温的，像一位亲切的长辈。聊起2008年和暨大结缘的过往，他清晰地记得罗焕敏院长的牵线、胡军校长的魄力，连当年申请购置动物MRI仪器的细节都如数家珍。最让我意外的是，讲起光疗抗抑郁的神经环路、枸杞糖肽的神经保护、视神经再生这些精深的研究，他从不用晦涩的术语堆砌，反而像拉家常一样，从欧洲冬日的光疗习俗讲到宁夏的枸杞种植，从肌肉分泌的神经营养因子讲到空间站里的航天员视力保护，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机理讲得通透易懂。

整个访谈里，他提得最多的从来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身边的团队与学生。任超然、周立兵、张力、何蓉蓉……每一个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年轻人的成长，语气里满是骄傲与欣慰。他说做科研最重要的是尊重年轻人，给他们平台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这份提携后辈的心意，藏在每一句轻描淡写的讲述里。聊到年轻时做摇滚乐队主音吉他手、现在弹古典吉他还在学二胡，聊到坚持运动对大脑的益处，聊到给中小学生做科普的初心，我们渐渐忘了对面是一位院士，只觉得是一位心中有大爱的老先生，做学问的底色里，全是对人的善意与关照。

采访结束后走在校园里，我们反复想起他用《易经》里的“自强不息”总结自己扎根暨大的这十几年。以前总觉得“院士”两个字自带光环，离我们很远，这天却真切读懂了：真正的大家，从来都是俯身做事、诚心待人。他把实验室从几百平方米的理工楼一隅，做到六千平米的独栋实验大楼；把科学研究做成能惠及大众的新药与技术；把粤港澳三地的科研壁垒一点点打通；把科普的种子播进一代代孩子心里，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声名，而是想着让科研能帮到更多普通人。

这次采访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学术风骨从来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温润如玉又坚韧不拔；真正的家国情怀也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扎根在一方土地上，把每一件事做扎实，把每一个年轻人托举起来。苏院士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们：治学也好，做人也罢，最可贵的从来都是眼底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

（康君如、许怡鑫、肖圳发、丘诗桦、郑崇彬、陈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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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暨忆留声】詹伯慧：深耕方言志业 情系暨南薪火 https://news.jnu.edu.cn/content/202610/08/c6807.html

责编：苏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