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暨南大学今年迎来建校120周年。百廿风雨，薪火不熄，校史的每一页厚重与荣光，都浸润着暨南人的如歌岁月。

即日起，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文学院推出 【百廿暨忆留声】 口述史专题报道。我们将走近一批与暨南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干部、老专家、老教师，聆听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暨南往事，感受那些藏在年轮深处的抉择与坚守。愿我们以史为炬，照见来路，续写暨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新篇章。

访谈时间：2026年7月17日

访谈地点：暨南大学周转楼詹伯慧先生家中

口述者：詹伯慧

指导老师：陈慧旋（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

采访人：付裕（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张幸怡（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整理人：付裕（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张幸怡（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秦亚玲（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付诗云（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协助：郑冠宇（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钟健聪（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25级硕士研究生）

摄影：秦亚玲（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朱研（文学院文物专业2025级硕士研究生、暨南大学融媒菁英班学员）

一、初入暨南：与百年侨校的结缘

付裕：詹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早年求学于中山大学及北京大学，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等前辈深耕方言研究，最早是何时知晓暨南大学呢？

詹伯慧：我很早就了解广州的几所主要高校，知道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华南农大，也清楚暨大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的高校主管的高校。只是年代相隔太久，我年轻时期有关暨大的不少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前往武汉大学任教；1955-1958年去到北京大学进修汉语方言学，跟随王力、袁家骅两位先生求学，前后在武汉大学工作长达30年，直到1983年秋天才正式调入暨南大学。

詹伯慧与业师袁家骅教授1957年合影于北京

詹伯慧与恩师王力先生1981年合影于东京

付裕：您是1983年从武汉来到刚复办不久的暨大，当时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南下？暨大“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定位，与您的方言研究理想有何契合？

詹伯慧：我早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是国家统一分配的结果。后来南下回到广州进入暨大，最主要的契机是我的家人都在广州，属于组织调动。彼时中山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刚刚复办的暨南大学正亟需补充师资，我便于1983年来到暨大，1985年担任复办之后暨南大学的首任文学院院长。对我个人而言，无论在哪一个单位都可以开展方言研究工作，当时过来主要是暨大办学缺人，急需师资力量。因为暨大的饶秉才建立了语言学系，邀请了很多做语言的人来暨大，除了我还有许绍早、唐作藩他们，都是我的同学，但是最后只有我在1983年秋天来暨大教书了，而且我夫人当时也已经调来暨大医院工作了。

詹伯慧先生与他的父亲詹安泰

付裕：彼时文学院刚刚重建，全院师资规模、专业设置、教研室划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詹伯慧：复办重建之初，暨大文学院整体实力比较薄弱，和中山大学存在明显差距，文学院不少文科教师都是从外地高校调入补充而来。时隔多年，很多具体人事、教研室划分的细节实在是有点模糊了。来到暨大之后，我主要专注于自身的本职工作，就是授课，讲授语言、语文相关课程。课程和方言研究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有直接关联，方言属于中文系的研究范畴，但本科阶段不会给学生细分研究方向，方言方向的专门培养主要放在研究生阶段开展。

我来到暨大后担任了文学院第一任院长，那时不像现在有20多个学院，当时中文、新闻、历史、外语、社科等等都在文学院，但是当时就很注重贯彻面向海外和港澳台的办学方针了，不仅开设了专收港澳台、华侨学生的专业，还设置了许多面向华侨和港澳台学生的特色课程。

詹伯慧

二、学科建设：筚路蓝缕的开拓与耕耘

（一）学科初创与发展历程

付裕：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从零起步，到拿下博士点、成立方言研究中心，再到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您亲历了哪些最关键的几步，哪一步最艰难？

詹伯慧：整个学科建设，有几步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搭建方言研究平台，方言研究中心是我牵头推动建立的。我本身就是做方言研究的，不用专门单独向校方递交申请，由系里面向上反映情况，就推进相关工作落地。1983年我从武汉大学来到暨大之后，就在现代汉语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培养攻读汉语方言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了，1984年我先设立汉语方言研究室，1994年经学校批准正式更名为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它也是全国首个综合性方言研究机构。之后在方言中心的统筹之下，暨大汉语方言的教学研究蒸蒸日上，方言学研究生的培养和方言研究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是申报博士点，1990年我联合饶秉才和陈垂民两位教授还有几位语言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为暨大争取到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学校由此开始招收汉语方言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我也成为这个博士点的首位博士生导师，我还和其他教师认真研究了博士点应该如何建设、如何保证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保证此博士点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

最后就是主持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我一直期盼学界能有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便由我担任主持人，牵头组织团队开展编纂。这部词典既收录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也涵盖北方方言。方言虽是口头语言，但在编纂之前学界已经积累大量前人的方言研究成果，我们就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借助音标、书面文字，把口头方言的语音、词汇记录下来，完成词典编纂。该词典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标志性成果，被学界视作汉语方言学的里程碑著作。

推进词典编纂，首要就是组织研究队伍，做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项目在2013年立项，2017年出版，一共有6个子课题，集合了各大方言片区中老中青三代学者参与研究，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美、日、法等国的专家学者。当时我邀请了山西大学的乔全生教授来主持统筹长江以北直到东北、西北各地的官话方言，南方的话，福建闽语有人抓、湖南湘语有人抓、广西平话土话有人抓、西南官话有人抓......各地方言都要有人抓，当时我年纪已经很大了，靠我自己来沟通那么多人也是比较困难的。

词典出版之后，我们又对词典进行了增补、修订、完善，当时编纂团队成员也有一部分是暨大校内的老师，很多共事的细节我已经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了，整体都是按流程推进，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过程中的故事，可以去找现在文学院里年过六十、参与过词典编纂的老师们了解情况。

不管是建设方言研究中心，还是编纂词典，遇到的难处都来源于大量尚未探明、有待研究的内容，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逐一钻研攻克，这些都是现实层面的困难。不少知识都需要重新学习摸索，这些未知的内容，就是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难题，我没有把其中某一步界定为最艰难。

詹伯慧先生的部分著作

张幸怡：在学科建设初期，语言学方向几乎是空白，您是如何从零开始组建团队的？语言学教研室是如何引进、扶持青年方言学者？我们还遇到了哪些困难？大家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詹伯慧：刚到暨大的时候，学校师资缺口很大，文科不少教师都是从校外调入补充进来的。我当时受暨大的邀请担任文学院院长、重建文学院的时候，主要是要深化教育改革的，很多事情我都要亲力亲为，当时我一边调整课程设置，全面编写了新教材，并且还要抓教学大纲的建设，解决教师队伍老化的问题，一边也要与海外进行学术交流，因为我们是侨校，要面向港澳台、面向海外，要和国际接轨。

我们面临的现实困难，是存在大量前人没有研究过、尚不清晰的问题，很多方言领域的空白都需要我们逐一去调查、探明。这些未知的内容，也是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主要阻碍，很多新知识都只能够靠我们一点点学习、钻研来攻克。

我想着要尽快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增加对博士生的指导力量，就在1993年把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李如龙引进到暨南大学，他也顺利申报了博士生导师资格，李教授是研究福建闽语及客赣方言的，然后我们两个不断挖掘南方丰富的方言资源。1994年汉语方言研究室改制为“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这一年我培养的首批博士生毕业，其中一位邵宜博士就留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工作了，到1997年又增加了一位新毕业的钟奇博士，我们这个博士点的队伍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扩大。

在带首届博士生的时候，我把他们组织到广东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广东北江、西江流域粤方言调查”中来，让他们能够多次深入参与田野调查，从实践中出真知。后续在我和李如龙教授的指导下，博士生在“九五”期间又继续进行了南方粤、闽、客、赣等方言成片调查的项目，我们新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具有很强烈的科研意识，他们后来也慢慢开始分别承担、主持一些新课题和新项目。此外，我还带博士生去参加一些国际性学术会议，或是让他们参与组织、主持一些重要学术活动，这样能够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也让他们积累组织大型会议活动的经验。

詹伯慧

（二）学术研究与特色形成

张幸怡：在您全部学术成果中，哪一次跨粤港澳、海外田野调查是您最为看重的？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挫折与瓶颈呢？

詹伯慧：我并不会单独看重某一次特定的调查。只要是去接触、探究原本尚不熟悉的方言内容，每一次实地调查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做方言研究，调查是第一位的，全部研究工作都要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不开展调查，就获取不到第一手研究材料，后续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田野调查并不是研究的锦上添花，而是开展方言研究的必要条件。外出调查也会遇到不少现实层面的挫折。比如前往偏僻的乡村开展调研，交通条件不便，打车出行等都需要经费开销。和当地受访者沟通，我们一般使用大家都能听懂的普通话。调查组的人员配置并不固定，视实际情况安排，我会和调查组的成员一同外出，并不一定每次都会带上学生。

付裕：在2014年，您开始主持《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这部大词典的编纂落地有什么意义？为何如此重视方言辞书的编纂工作呢，以及方言辞书编纂有什么经验？

詹伯慧：这部大词典的意义，在于系统梳理厘清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学科特点以及现存的各类问题。我长期从事方言研究工作，自然十分重视方言辞书的编纂，就如同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学者会重视物理学相关辞书一样，深耕哪一个研究领域，就会重视该领域工具书的建设。而且还建设了数字化平台，市面上的方言词典已经出了很多了，但这部词典是方言学的，不是单纯列出方言词语的，一些关于汉语方言学界的人物、方言著作、方言学术活动等都要收录进来，是百科性的辞书。

方言既是当地民众日常交际的工具，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记录与保存地域本土文化的重要作用；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二者功能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其实，只有研究方言的人才知道怎样推广普通话，研究方言才知道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向潮州人推广普通话和向广州人推广普通话，方式内容就应该有所不同，同样的，向湖南人推广普通话又应该有所不同。普通话实现全国范围的跨地域沟通，方言则守护本土地域文化，开展方言研究也能够为方言活态传承提供支撑，家庭又是方言代际传承的关键阵地，父母应该有意识地让孩子在家里学会说自己的方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学会方言可以帮助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而做好方言研究，离不开反复开展田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研究材料。方言辞书的编纂经验，最核心的就是调查、调查、再调查。

詹伯慧

（三）语言学师资与研究生培养

张幸怡：从教数十载，我们也了解到您培养了非常多出色的硕博士研究生，在您与学生的相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呢？

詹伯慧：关于和学生相处的经历，拿田野调查来说，外出开展调研也不一定非要老师带队，学生也可以独立完成调查工作。我在暨大一共培养博士29位、硕士9位，1994年国内首批5位汉语方言方向博士毕业生，其中4位出自我的门下，不少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国内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

不过这么多年我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也逐渐积累起培养研究生的一些经验，研究生的培养必须要在“研究”二字上下功夫，要引导研究生不断增强研究意识，然后我们做导师的必须想方设法创造机会让学生们参与一些重大研究课题的业务实践，师生一起走出校门进行田野调查，一起编写方言调查报告。此外，还要让学生们多多参加国际、国内相关学术会议，获得学术信息，开阔学术视野。最后，撰写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对研究生学术水平的考核，也是对导师指导水平的检验，如果自己的研究生屡屡不能通过论文答辩，那么作为导师就应该反思自己了。

詹伯慧先生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合影（1987年）

詹伯慧先生与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合影（1994年）

三、学校发展：见证暨南园的变迁与跨越

付裕：您在暨大工作数十年，见证了学校非常多重要的时刻，1996年暨南大学正式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后，您认为学校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詹伯慧：学校明显发展了。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校园规模扩大了，还建立了好几个校区。学科方面当然也有支持，经费和资源都比以前充足，学校整体处于不断发展进步的态势中。这些变化不用我多说，你们现在也看得到，比我了解得还清楚。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暨大从复办之初的百废待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

付裕：作为1985年暨大复办后的首任文学院院长，您亲身参与过本科教学评估、学科评估、多轮校庆筹备、校园扩建等重大工作，其中哪一项工作记忆最为深刻？

詹伯慧：这些工作我都亲身参与了，每一项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校庆的时候，要开会、要搞展览，展览的主题就是围绕学校发展情况进行展示，内容也涵盖了方言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成果。你们也去过暨大的校史馆吧？校史馆里展出的内容，比问我了解得更加具体详细。我在任期间，复办不久的文学院规模很大，容纳了中文系、新闻系、历史系、外语系、对外汉语教学系等多个教学单位，那时候百事待兴，方方面面都要从头做起。

四、育人初心：春风化雨的师生故事

张幸怡：您一边主持学院行政、开展全国性方言田野调查，一边坚持一线授课，是如何平衡教学、科研、行政三者关系？有哪些教学经验可以分享给现在的青年教师呢？

詹伯慧：时间安排上，要做好计划，有每个学期的总体规划。教学工作方面，要从实际中来到实践中去，你要了解学生，才能教好学生。如果你不知道学生缺少什么、需要补充什么，那你的教学就没有方向。要了解学生的需求，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比如课堂表现、作业情况、日常交流等等，各方面综合起来看，做方言研究更是如此。

张幸怡：您从事语言教育与高校教学工作已有数十载，面对来自五洲四海的莘莘学子，您认为暨南文学院教师最特别的职责是什么？

詹伯慧：侨校的老师，就是要了解学生的特点，针对他们的情况因材施教。内地学生了解的东西，侨生不一定了解；侨生熟悉的东西，内地学生也未必熟悉。他们在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上都有差异，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作为老师，要根据侨校的特点来开展工作。侨校需要什么，老师就应该准备什么、给予什么。暨南大学作为“华侨最高学府”，办学方针是“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我多年调研港澳、东南亚华人社群语言，也是想通过研究港澳和东南亚华人方言，为海外华人找回语言记忆，用研究方向践行侨校精神。

詹伯慧先生与学生在交流

五、精神传承与寄语

付裕：半生光阴扎根暨南园，这段岁月在您人生中占据怎样的分量？在暨大治学办学数十年，您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詹伯慧：时间这么长，占据的分量当然就大。在暨大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侨校的特点。侨校需要什么，你就应该准备什么给他。这是和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从1983年调入暨大任教，到1985年担任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院长，再到后来创建汉语方言研究室、申报博士点、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大半辈子都在暨大做学科、带学生。学校成就了我的研究，我也为语言学打下了根基，可以说是互相成就的几十年。

付裕：在建校120周年的节点回望百年办学历程，您心中暨南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詹伯慧：校训是什么？就是“忠信笃敬”四个字。你们知道校训从哪里来的吗？为什么用这几个字当校训？这四个字的具体含义，你们可以去查《现代汉语词典》，一翻就翻到了。很多同学有词典、有字典，他不查，非要去东问一个老师、西问一个老师。词典就是老师编的，老师的话不会比词典更精确。我编过不止一本词典，我编词典首先也要看词典，看人家怎么编。所以你们要养成查词典的习惯，不要偷懒。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词典，你们要学会到图书馆里找找。

付裕：是的，詹老师。我们老师都是这样鞭策我们的，图书馆就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很多资料都汇聚在那里，需要自己去主动学习。那如果让您选择一句话送给我们的青年教师以及进行研究青年学子，您想对大家说什么呢？

詹伯慧：我想说的是，要善于运用图书馆，跟图书馆做好朋友，做亲密的朋友，经常接近它、经常跟它接触，不要把图书馆放在那里，留着照相的时候才用。暨南大学有非常好的图书馆，别的大学都很羡慕。图书馆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能从里头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它的图书馆怎么样。另外，做学问不能被动，要自主，不要凡事都等着问老师。你们要学会自己到图书馆里查资料、找答案。暨南大学是什么样一所大学，图书馆也会告诉你。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有七楼，有一部分是我送的书，是我专门搞的。

还有一句话我经常说的：做人要有目标。你学习也有目标，生活也有目标。有了目标就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不能今天坚持这个、明天坚持那个，那不叫坚持。我现在的目标是活到一百岁，但活着只是胜利，健康才是幸福，所以我在健康这方面还要加把劲。你们做学问也是一样，要始终如一，认准一个方向就坚持下去。

詹伯慧先生题字：活着就是胜利，健康才是幸福

詹伯慧先生与参与本次口述史采访同学的合影

【采访手记】

正式采访詹伯慧先生之前，我们在各类文献资料中搜集有关先生的材料。大量方言著作、学术论文记录着他数十年深耕汉语方言研究的治学轨迹，但能够窥见先生个人性情的生活化材料并不算多。透过过往一些公开访谈文字，在我们的想象里，詹伯慧先生是一位严谨持重、潜心治学的语言学者，一辈子埋首书本、田野调查与辞书编纂。因此前去拜访之前，团队成员内心带着几分敬畏，不免有些忐忑，担心提问思虑不周，难以和这位耄耋之年的方言大家顺畅交流。

待到真正见到詹伯慧先生，这份忐忑便很快消散开来。谈起求学往事、南下来到暨南大学的经历，还有一辈子为之倾注心血的方言学科建设，先生思路清晰，娓娓道来。不需要过多引导，他便把自己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求学，再到武汉大学任教，1983年调入暨大的漫漫岁月徐徐铺展开来，一打开话匣子，便沉浸在对往昔学术生涯的回忆之中。

与詹伯慧先生交谈下来，有几处特质令我们印象尤为深刻。第一点是一股子韧劲，认准方言研究这份事业，便矢志不渝坚持到底。初到复办后的暨南大学，语言学方向几乎一片空白，人才稀缺、条件有限，他从零着手搭建学科队伍，建立方言研究室，争取博士点，牵头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旁人眼中诸多棘手难题，先生迎难而上，一步步把暨大汉语方言学科建设发展起来。回望一路走来的种种抉择，谈及自己培养一代代硕博士学生，说起国内早期汉语方言方向博士培养的往事，言谈之间可以感受到先生对这份事业发自内心的自豪。越是小众冷门、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他越愿意沉下心去深耕，坚持做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把获取第一手方言材料视作方言研究的根本。

第二点是清醒独立的治学思考。先生一生做方言研究，一边重视方言文化承载地方记忆的价值，一边客观看待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访谈过程中，先生不只是讲述个人经历，也回顾一代代语言学前辈王力、袁家骅等先生的治学故事。历经数十年学术浮沉，他始终保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敬重前辈学人，也尊重每一位青年学者的探索，这一点让我们十分钦佩。

第三点是心怀家国的学术理想。暨大“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办学方针，与方言研究的使命不谋而合。粤港澳以及海外华人社群方言传承问题，一直萦绕在先生心头。方言不只是民众日常交际工具，更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保存方言就是保存华人社会鲜活的文化记忆。也正是这份使命感，驱动先生数十年奔走各地开展田野调查，主持大型方言辞书编纂工作。

第四点，也是令我们感触最深的，便是先生的谦逊。若非我们主动问及，先生很少主动谈起自己诸多学术成就与荣誉。聊起《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这样浩大工程，先生反复强调田野调查是辞书编纂的根基，感念团队同仁的共同付出；谈及自己培养的诸多硕博士，不少如今已是方言学界中坚力量，先生更多把目光投向青年学者，肯定后辈的力量。

先生常说做方言研究，要调查、调查、再调查。一辈子辗转各地做方言田野，这份经历是他十分珍视的财富。和詹伯慧先生对话，如沐春风。先生用自己一生治学育人的经历，诠释老一辈语言学者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为人处世中的纯粹，为后学树立起德业兼修的榜样。唯有文字担此重任，追忆先生亲历的岁月，希望老一辈语言学人的治学故事能够广为传播，被看见、被听见。期盼后辈学子能够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理解方言研究守护语言文化的使命，把个人学术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将小我汇入大我，以青春回馈家国！

（付诗云 付裕 秦亚玲 张幸怡）

责编：苏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