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即将迎来百廿华诞。为追念创校先贤，暨南大学校友会专访首任校董韩希琦先生之孙韩克坚，钩沉其祖跨越重洋、以教育兴邦的峥嵘一生，以告慰先贤，勉励后学，赓续暨南精神。

韩希琦（1873-1933），福建诏安人，光绪举人，著名华侨领袖、教育家。科举废除前夕，他弃仕途、开新局，先后执教潮汕、侨居爪哇，办报兴学；回国后，与黄炎培等倡复暨南学堂，1922年受聘为首届校董，奠定“宏教泽而系侨情”的暨南基因。福建诏安中山公园“天下为公”碑，仍隐约可见“韩希琦书”的斑驳落款，默诉其百年赤诚。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韩希琦先生生于福建诏安的一个小商户家庭。1902年，韩希琦考中清朝科举举人，赴京会试又半途而废（已经考了一半朝廷下令停止）。然而此时西学东渐，科举制逐渐式微，他毅然放弃传统仕途，投身于近代教育，中举次年便赴广东潮州文范书院执教，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启蒙学子。福建诏安中山公园至今留存的“天下为公”碑刻，仍镌刻着“韩希琦书”的小字。

1915年，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秘密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闻此消息，韩希琦积极联络南洋各地的华侨团体，多次通电讨袁。辛亥革命浪潮中，他与章太炎、黄兴等革命党人结下深厚友谊，参加讨袁护国筹募军费。帝制被推翻后，韩希琦也因此荣获“拥护共和”奖章。1917年，韩希琦与黄炎培等倡议复办暨南学堂，1922年任暨南大学第一届校董。作为暨南大学创校元勋，他以“教育救国”理念贯通中西，以“华侨旗帜”身份联结四海，在动荡年代书写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

收有韩希琦试卷的《壬寅恩科福建试卷》和其所编的《荷印华侨教育鉴》。记载其中举的《诏安县志》原版书。

韩希琦为诏安中山公园题字

南洋办报，跨洋兴学

1910年，韩希琦应兄长之邀，远渡重洋，前往新加坡后转赴印尼，由此开启了南洋办报兴学的生涯。韩希琦初到南洋之时，正值印尼华侨报纸发展的上升期，许多印尼土生华侨受维新变法运动和革命派影响，关心祖国命运，迫切希望通过办报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贡献。在这一背景下，韩希琦也率先投身于华侨办报的浪潮中。

1909年，三宝垄书报社出版的中爪哇最早的中文报纸《爪哇公报》创刊发行，后逐渐发展为较为著名、影响力较大的华文报纸之一，马乃东、苏甘定和韩希琦先后出任该报主编。韩希琦任《爪哇公报》主编期间，励精图治，使报纸发展颇有起色，同时撰写了大量弘扬中华文化、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对动员民众支持国内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1915年5月，袁世凯密签“二十一条”，韩希琦遂联络南洋各华侨团体，多次通电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反袁护国胜利后，韩希琦先生等12人获得“拥护共和”勋章。

韩希琦手稿：《为中日交涉失败之关系致爪哇总领事函》三宝垄中华商务总会

韩希琦手稿：《为抵制日货、维护商场秩序复巴城洋务司长函》印尼三宝垄中华商务总会

韩希琦书法真迹

与此同时，韩希琦仍心系教育事业，时时关注华侨教育。当时，荷印当局严格限制华人子女在当地入学，侨民子女不仅入学困难，而且由于缺乏了解中华历史与文化的途径，大多数侨生“只知父母，不知祖国”，对遥远的故土缺乏基本的认识，也逐渐淡化了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感。韩希琦对此深感担忧，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兴办华侨教育，希望通过办学传承中华文化、唤醒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1913年，韩希琦任印尼中华总商会座办兼文教委员会主席，大力倡办侨校。韩希琦全心投入会务工作，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项事务的开展。接洽聘请教员、招生、商议各校事务、教学计划等，一应大小事，都由他为主办理。韩希琦参与华人子弟教育近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绩。1917年，韩希琦获黎元洪亲笔题写的“敬教劝学”匾额，这方木匾也成为华侨南洋教育获得国家认同的界碑。1919年，韩希琦为印尼华侨维权进京请愿，回国前，还把亲友馈赠的数千盾荷币全都捐赠给了侨校。

归国筑梦，力促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政局动荡，暨南学堂停办，归国侨生只得分散在上海、北京、福建等地求学。辛亥革命后，重新恢复暨南学堂成了海外侨民的一大心愿。1917年，韩希琦与黄炎培等人向北洋政府提议复办暨南学堂，最终促成1918年国立暨南学校的恢复。按照黄炎培的规划，商科被列为学校主导专业之一，但彼时的商科仅为中等职业教育层次，既无法满足南洋侨商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难以适配南洋各商业学校对专业商业教员的迫切渴求。

韩希琦手稿：《为南京暨南学校招生事致总领事函》

1919年春，时任国立暨南学校通信部主任的韩希琦受黄炎培邀请，一同前往南洋开展侨民教育考察。此次行程历时百日，他全程协助黄炎培遍历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英属缅甸等南洋地区，其间共参观各类学校 71 所、召开会议 47 次。考察过程中，韩希琦还协助搜集南洋地区商品样本，参与选购图书，这些物资均用于充实暨南学校的商品陈列所及图书馆，为暨南学校对接侨民教育需求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考察期间侨界对暨南学校提出师资培养、升学配套等期望，黄炎培据此整理形成考察汇报，向教育总长提交并给出相关发展建议。韩希琦与黄炎培不遗余力地向侨胞宣扬暨南学校的概况及校内所设各科的特点，热情鼓励各埠侨商、学生父兄资遣子弟“回寧（南京）就学”。同时，为暨南学校征求名誉赞助员，与侨界知名人士当面接洽。

韩希琦与黄炎培考察南洋教育的相关通讯

韩希琦前往南洋开展侨民教育考察（《黄炎培先生南游报告书》）

诏安县图书馆馆藏由韩希琦捐赠的二十四史残本

1919年夏秋之际，暨南学校正式启动商科扩张与商科大学设立的规划工作。当时，巴达维亚（雅加达）的侨商丘心荣、暹罗（泰国）华侨代表冯裕芳、新加坡星洲中学校长徐开舆、“荷属”（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代表韩希琦、熊理等先生相继返国。他们纷纷要求暨南商科尽快扩展为专门性的高级商科，暨南学校与上述华侨商学界人士几经会商，乃拟订了创设商科大学的宣言书和计划书。恰逢国立东南大学也计划开办商科，但因事无基础，倍感困难。两校经协议，决定合办商科大学，以节省经费，互补短长，相辅相成。商科大学筹办工作也由此稳步推进。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开办，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诞生了。

校董担当，筑牢办学根基

1921年，暨南大学校董会的人选推定，1922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发出聘书。韩希琦受聘后，留居上海担任暨南第一届校董。作为暨南校董，他参与学校校区建设、章程修改、经费筹措等重要事项。当时学校因筹建新校区经费紧张，校董们一方面自己出资，另一方面则向教育部、财政部等申请经费支持。韩希琦也积极联络中南银行等企业，为学校争取办学基金。1922年3月19日，暨南学校第一届校董会召开，会上对设置新校舍筹备委员会事宜专门进行了讨论，并决议：“本校设置新校舍筹备委员会，由全体校董担任，并由校董中推举办事委员七人，筹拟集款方法，规划校舍工作与各校董接洽进行”。韩希琦作为七名新校舍筹备委员会办事委员之一，为暨南校舍筹建募得了诸多社会资助，真如一期工程于1922年6月动工，1923年8月，新校区一期工程竣工，可容纳师生500余人，为学校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泽被侨胞，情系桑梓

1911至1915年，韩希琦担任荷印华侨学务总会负责人期间，正值国内革命兴起、政局动荡，部分印尼爪哇学子滞留南京。家属一方面担忧他们的安危，一方面却没有攒够返乡的旅费。为了让侨生顺利与家人团聚，学务总会垫付了几千大洋，托上海总商会照料学生返爪哇。这一笔旅费，后来有的家长交还，有的未还。韩希琦承担了费用里相当多的一部分。

韩希琦认为，海外国民教育之盛衰，实一般国民存亡之关键所在。因此，他对于各埠中华学校的设立或维持，如有与闻，必竭尽心力。这些事迹散见于当地的《泗滨日报》，为诸多新闻撰述者所载录，也被同僚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韩希琦奉命归国之际，三宝垄华商自发醵金，将筹得的二千四百盾，以韩希琦名义存入银行，每届年考时，用这笔息款购置奖品奖励学生。莘莘学子如亲受其赐，亦不忘其维持学务之苦心。

此外，韩希琦还尽己所能，无偿资助多名学子直至大学毕业，不为扬名。在这些受助学子中，有些成为了名校校长，将其给予的温暖化作教育的火种，照亮更多学子的求学之路。龙溪（漳州）地区现代教育先驱者沈裕康便是典型代表。韩希琦当时正居上海，对在沪求学的青年学生关爱有加，了解沈裕康生活困难，学业不继，便慷慨给予资助，并勉励他好好学习，报效社会。此段经历，在沈裕康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记，他立志尽毕生之精力帮助穷苦学生，立志振兴教育。后来，沈裕康担任诏安初级学校（即诏安一中）校长和省立龙溪中学（即漳州一中）首任校长，以实际行动践行他的远大志向。

韩希琦爱国爱乡，时刻关注家乡建设。1918年2月13日，7.5级的南澳大地震（又称汕头地震）发生，福建诏安县受到严重破坏。韩希琦在南洋闻讯后，率先捐款，并立即筹款汇交诏安县育婴堂及商会，赈济灾民。后该款移用于修建诏安民生工程，如造洋尾桥、维修通济桥（通济桥仍使用至今）。当地乡绅想为其刻碑留名，但他不愿扬名，来电制止。

从光绪举人到“华侨旗帜”，韩希琦先生借报纸唤醒民众，凭学校延续国脉，他跨海募资，只为播撒“宏教泽而系侨情”的种子。当暨大学子诵读“忠信笃敬”校训时，依稀能听见这位校董百年前的铿锵足音。百年回荡，生生不息。

责编：常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