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融媒体中心讯 5月13日上午，暨南大学-二松学舍大学合作签约仪式暨中日近代文化互鉴学术报告会在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举办。会议由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代表，暨南大学校领导，社会科学研究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文学院、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师生3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上半场为签约仪式，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二松学舍大学东亚学术综合研究所所长町泉寿郎分别致辞，会议由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杨杰主持。
夏泉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至今，两国有志、有识之士，始终秉持互为师友、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深入而绵延不绝的文化互鉴。二松学舍大学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镇，暨南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侨高等学府，两所大学本次携手合作，正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赓续，更是立足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新探索。夏泉用三组关键词展望两校合作前景：一是“深耕传统，守正创新”，双方可联合开展东亚汉字文化圈历史文化研究，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东亚社会的价值重构；二是“数字赋能，跨界融合”，两校可探索中日电子文献共享检索机制，推动人文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三是“育人为本，知行合一”，通过田野调查、联合工作坊等形式，让双方青年学子在实践中体悟文明互鉴的真谛，切实提升人才培养效果。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7周年，也是暨南大学建校119周年。夏泉表示，期望此次签约能成为更多跨文化合作项目落地的起点，两校青年学子也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成长为文明对话的践行者、建设者。
町泉寿郎在致辞中介绍，二松学舍大学前身是汉学家三岛中洲于1877年创办的汉学塾，今年迎来建校128周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之一，自创立以来始终以汉学为立校之本，在本世纪后更致力于建设为国际化的日本汉学研究基地。他表示，虽然是首次访穗，但因学术研究缘故，与广州这座城市结缘已久。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曾是欧洲获取中国物产的重要枢纽，经广州流传欧洲的汉籍，与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汉籍相比，无论产地还是流通路径都大相径庭。此外，日本各地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华侨文化。长崎孔子庙内，陈列着广东省华侨同胞馈赠的诸多文物，生动见证着两地深厚的历史渊源。他认为，从广州而非北京或上海的视角来思考中国文化传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可能性。町泉寿郎认为，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基于学者间互信的交流始终不可或缺，是任何时代都最珍贵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期待两校在相互尊重文化传统与学术积淀的基础上，构建更开放的学术对话平台，共同产出丰硕的成果。
随后，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程国赋与町泉寿郎代表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现场
在简单而隆重的签约仪式后，与会专家就有关合作推进的细节开展交流，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王宝平，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昱，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云飞，中心执行主任程国赋，中心副主任赵雯等专家分别发言。
杨杰为签约仪式作总结，表示暨南大学与二松学舍大学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一个跨越山海、联结文明的重要时刻。这不仅是一纸协议的签署，更是两所百年学府精神共鸣的延续，是中日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未来，两校将精诚合作，携手共建，共同书写中日人文交流的华彩篇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会议下半场为“中日近代文化互鉴”学术报告会，由町泉寿郎、王宝平两位教授分别作讲座报告，由程国赋主持。
讲座现场
町泉寿郎在“明治时代的实业家与汉学——以涩泽荣一为例”报告中，通过对日本著名汉学家、实业家涩泽荣一及其著作《论语讲义》的介绍，辅以涩泽荣一先生对阳明学会、斯文会、二松学舍等组织的资助，与三岛中洲、安川敬一郎、尾立维孝等汉学家交往的事例，讲述明治时代的实业家与汉学之间的深度互动。町泉寿郎认为，具有“儒商”性质的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将儒学从武士阶层专属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道德资源，通过初等教育普及和实业伦理重塑，实现儒学价值在日本的现代转型，打破“官尊民卑”的社会观念，提升实业家社会地位，使传统儒学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用。他指出，《论语讲义》不能理解为涩泽荣一的个人独创，其中注释部分较多地引用自三岛中洲和龟井南冥的学说；《论语讲义》又并非涩泽见解的完整展现，因其对初稿的朱批意见并未体现在成稿中。此外，涩泽致力于追求《论语》中所述教训涵义之究竟，即“语从何来”，因此高度评价了对孔子发言场景加以注释的龟井南冥《论语语由》，这与一般的《论语》研究目标和路径有所不同。
王宝平在“黄遵宪研究新探”报告中，主要探讨了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和传播方式两大问题。他指出，《日本国志》最重要的三种资料来源分别是：（一）村濑之熙《艺苑日涉》（1807），《日本国志》学术志、礼俗志、特产志、工艺志四志85个词条不同程度地引用此书；（二）青山延光《国史纪事本末》（1876），《日本国志》礼俗志“神道”中对除明治天皇外的其他15名天皇事项不同程度地征引此书；（三）塚本明毅等编《日本地志提要》（1874-1879），《日本国志》地理志大量引用其地形、特产资料。黄氏对以上资料的征引表现出以我为主、严谨准确、去繁就简、次序重构等特征，同时也存在未注明资料出处等缺陷。《申报》从1898年至1901年累计刊登166次《日本国志》有关广告，显示该书在清末既是畅销书，又是长销书。《日本国志》在清末通过全本发行与节本发行两种主要方式流通，其中节本又分“外史氏曰”节录和《食货志》《刑法志》单志刊录两种形式。
程国赋认为，町泉寿郎教授的讲座研究视角独到，从实业与汉学相结合的角度，选择《论语》在日本的传播这一个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融历史学、文化学、文学、教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资料丰富，学风严谨，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发。王宝平教授讲座研究之“新”一方面体现在探讨黄遵宪《日本国志》资料来源之“新”，通过文本比对、实地调查等方法，列举翔实资料，分析《日本国志》的取材来源；一方面体现通过广告和节本两种形式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揭示《日本国志》在清末的传播情况，让人耳目一新。
据悉，暨南大学与二松学舍大学未来的合作内容将包括课题研究、古籍整理、成果译介、学术会议、师生访问等领域，拟聚焦华人华侨和旅华日本知识分子在中日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开展文化史、民俗学等研究，依托二松学舍大学珍本藏书与双方文献研究团队合作编纂“日本藏中国古籍丛刊”，设立“中日文化研究译丛”项目，定期举办“东亚文明互鉴论坛”，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青年学者联合研究、学生短期访学与文化体验等，打造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
与会人员合影
责编：周会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