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元旦迎来九十岁生日的暨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关汉夫，郑重地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中拿出一沓稿件，纸张上用红蓝色水性笔，作了各种圈点勾画。“他准备这个采访特别认真，我叫他吃饭都嫌我打扰他。”陪同关汉夫前来的老伴房美兰，笑着向大家解释。

“我出生于1934年1月1日，1949年考入华东军政大学，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7月入党，1982年从广州军区转业到暨南大学，1997年离休。我的一生始终跟着党走。”关汉夫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其从战场到高校，积极投身党的建设事业的一生。

  

（暨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关汉夫）

学运启蒙，报考军大

“决心投身信得过的队伍”

1947年，年仅13岁的关汉夫就读于同济大学附属中学，该校位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常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鲜艳的标语、进步的口号震动了还是少年的关汉夫，渐渐地，他也开始走上街头，跟着前进的同学，为民族独立发出呐喊。

1946年，接连发生的两起美兵暴行恶性事件，一时引起上海震动。1947年元旦，关汉夫等大批学生响应学联号召，与上海十五所学校学生相约集中于外滩，沿着南京路一路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军队暴行！”“中国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瘦小的关汉夫挤在学生队伍里，同样振臂高呼。

关汉夫（左五）

1949年5月，上海迎来解放，关汉夫第一次见到了进城的解放军，“部队进城，不干扰老百姓，都是席地而眠。”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学联自发组成了保安队，管理城内发电厂、自来水厂、电车厂，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电、供水、交通等民生工程正常运转，“大家对解放军的印象很好，觉得这支队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信得过的。”

当时正值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发布招生公告，趁着这份热忱的“好印象”，关汉夫决定报名投考。

“我8月3日到校报到，那一期学员就有三万多人。”关汉夫小心保存着当年华东军政大学的录取公告，把每一分细节都牢记在心。由于录取时未满16周岁，关汉夫需先进入军大二总队的青年队学习。“政治教员很关心大家，总提醒我们青年人要注意身体，少吃苦头，”但年轻气盛的关汉夫却始终相信自己“能吃苦，能坚持”。

在军大预科学习阶段，关汉夫和同学们“先学理论，再立观念”。《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书籍成了他案头灯下的常客，刘少奇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是改变了关汉夫人生道路的一把钥匙，“学习了这本书之后，我开始有了入党的自我要求、入党的动机，决心追求进步。”

在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关汉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用党员的作风要求自己，力求在学业、工作、生活上都向党组织靠拢，期望尽早通过组织考察。遗憾的是，他递交的申请书，直到学习结业时也未有回音。但是，他誓要入党的决心未曾动摇。

驻朝六年，生根羊城

“是组织上的派遣，更是个人的自觉自愿”

1950年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美方战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将烧到鸭绿江边。彼时，已分配在北京香山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的关汉夫，作为译电员被派往朝鲜一线，“我1952年入朝，1958年回国。这是组织上的派遣，更是个人的自觉自愿。”

在中央机要处第一科第一股工作，关汉夫所在的东北台是译电室属下第一大台，时常得到中央领导人的电文原稿。“我们在中央机要处从事译电，首长手写原稿只有东北台能看到，其他各台只给打印稿译发。”译电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每个汉字由四个代码数字组成，每1000字便有4000个小码，不允许错发一个小码，“当时有个口号，叫‘一字之差，人头滚滚’。”

（1953年12月，关汉夫在雪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坑道口）

在一次次发报、收报中，关汉夫与所在志司机要处的同志们承担起联系前线各军师与后方机关口岸的任务。每每回想，关汉夫都十分感慨，“作为机要处译电员，不像前方战士那样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事迹。我们只是一百多万志愿军中普通的一员，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

1958年10月，伴随着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关汉夫结束了前后六年的驻地生涯，也是在这六年中，关汉夫通过考察，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从我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到1956年正式入党，中间经过了多年党的审查和教育锻炼。所以，我非常珍惜自己的党员身份。”

（关汉夫在暨南大学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暨纪念章颁发仪式上发表感言）

1964年，关汉夫被调至广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从此便在广州落地生根，“我在这一个处就工作了十八年。”关汉夫分管军区炮兵部队的宣传工作，包括日常的理论学习、通信报道、战士教育、科文学习等。他在抓战士文化学习时，曾帮助部队“扫盲”，带着一些战士读书认字。“说起来很有趣，当时有些战士的家信也是我帮着写的。”理论课堂上，关汉夫教育同志们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东西南北中的大小事，都可以用这个理论进行分析。”

在十八年的宣传工作中，关汉夫总结了自己的一套经验方法，“宣传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战士们正确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汉夫如数家珍地谈起这些“理论财富”；他同时强调，历史学习至关重要，“从历史条件、历史格局出发，辩证看待历史，可以指导我们辩证看待问题。”

结缘暨南，相渡四轶

“续写建设新社会新篇章”

1982年，暨南大学有两个须接受团干的指标。在宣传处工作十八年的关汉夫，符合转业条件；彼时，他已经历了一次大型手术，由于突发胃出血，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共接受输血1700毫升。按照当时出台的政策，关汉夫可以直接在部队办理离休，“当时有同事说，你何必像谚语所说的‘八十岁了还去学吹打’？他们都建议我早点安心离休。”但是，关汉夫仍然选择转业，“我不需要离休，我还可以工作。”

在暨南大学工作的十四年里，关汉夫先后担任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他将在炮兵政治部宣传处积累的十八年经验，活用在暨南大学的党建工作中。

（关汉夫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证书）

关汉夫深知，暨南大学作为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在党建宣传工作方面有其特殊性。在学院里，每位学生、教师个人情况不尽相同，关汉夫都努力去了解、尽力去关心，“那时候，我们医学院的同学里，有下乡劳动过的，有在单位工作过的，什么情况都有。他们一到学校里来，我们就找他们聊天，快速与他们熟络起来。”

（关汉夫获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我在暨南大学工作了15年，离休了26年，前前后后在暨南园里生活了41年。”与暨南相伴了快半辈子的关汉夫，心里最放不下的，是曾经一起共事的老朋友们。2022年，暨南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编写了《暨南大学离休干部名录》，关汉夫与其他老同志共同为该名录作序。这本近370页的名录，被他视若珍宝，他感叹道，“这里面收录了230位离休干部的事迹，但一半多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初到暨南的时候，只有一个校区、四个学院，到现在的三地五校区，学校在发展，国家也在发展。”见证了九十载世事变迁的关汉夫，时常想起年少时，日日与同侪合唱的军政大学校歌，“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他总会不自觉地哼唱，深情而坚定。

关汉夫将自己看作劳动者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非正式场合，他常常“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名字写作“关汗夫”，“党员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当然是要出汗的。”

（关汉夫）

昔年的军大校歌脉脉相传，曾经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示威、振臂高呼的关汉夫，现已步履渐缓。在耄耋之年，他仍然牵挂着工作、生活了半辈子的暨南园，关注着学校的每一则动态，“我看到学校官网写道，要将暨大建设成特色鲜明、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内心很受鼓舞。我虽然年老体衰了，但还要继续努力，支持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跟着党走。

采写支持：离退休工作处

责编：苏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