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暨南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
回望这段跨越两个甲子的时光，暨南大学的历史，并不只写在校史编年与发展沿革之中。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它也更写在一个个跨越关口、奔赴广州的人生里：有人在木屋区的困顿中把学医当作改变命运的火种，有人在疫情来袭的至暗时刻率先拉响警报，有人在启德新区的马路边支起一顶帐篷，把办公桌搬到街坊身边，也有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潮头，为无数香港青年搭起北上的桥。个人的青春、家族的选择，与香港回归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在暨南园内反复交汇。
如今，八万余名的暨大校友遍布香江。“暨南”二字，早已成为维系香港与祖国的一条精神脐带。它是一种可以被托付的青春，一种能够跨越两种制度的认同，也是一代又一代香港青年的来处。
2018年10月24日，广州石牌，暨南大学校园。
20岁的孔祥灏站在一群港澳台侨学生中间，手心微微出汗。这位来自香港、在暨大口腔医学院就读的男孩没有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会站到他面前，停下来，与包括他在内的同学们交谈。
“总书记勉励我们‘好好学习，早日成才’。”孔祥灏后来回忆说，“那一番话，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让我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这个画面，定格了暨南大学与香港之间一段跨越120年的缘分。2026年，暨南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从1906年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为使命创校至今，累计八万余名香港学子从这里走出，散布在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手术台前、写字楼里、创业园区中、社团组织中。
一、八万人，一座城的底色
八万。这是暨大培养的香港学生总数。他们分布在医疗、金融、法律、科创、教育、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年龄跨度从刚毕业的年轻人到颐养天年的老一代。在香港医务委员会历届委员中，暨大校友占据重要席位；在各大公立医院的骨干医师中，不乏暨大毕业的专业人才；在金融法律、科创创业领域，暨大香港校友同样是一支活跃的力量。
在香港，新闻界有400多名暨大校友，警界有2000多名暨大校友；全港持牌执业医生中，约180人毕业于暨南大学，占一成以上。2023年，31位暨大校友当选香港区议会议员；2025年，校友洪锦铉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
这个规模，放在香港任何一所本地高校中都不逊色。而它的背后，是暨南大学从创校之初就确立的“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
1906年，暨南学堂在南京创办，初衷是为海外华侨培养人才。此后历经上海、福建建阳的辗转，1958年在广州重建。改革开放后，学校面向港澳的招生力度持续加大。1978年复办之际，暨大同步创办医疗系，成为全国第一所面向海外、面向港澳招生的六年制高等医学院校。那一年，35名香港学生走进校园，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香港医务界重要人物的张汉明。
从35人到8万余人，从单一的医学专业到文、理、工、医、经、管、法、教育全学科覆盖，暨南大学为香港青年提供了一条独特的人生通道——既能接受内地优质高等教育，又能带着这份积淀回到香港、扎根香港、服务香港。如今，暨大依然是内地招收香港学生最多的高校。
随着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推进，这条通道变得更加宽阔。港澳居民居住证、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全面打通，越来越多的暨大香港毕业生选择不再“回去了事”，而是留在大湾区，在这里创业、就业、安家。
八万人，不再只是“校友”两个字，而是连接香港与内地的一条条活生生的纽带。
二、从木屋区到手术台：一个医生的四十年
香港执照医生会长张汉明的故事，是这条纽带动人的注脚之一。
1960年，他生长在香港九龙土瓜湾的寮屋区。父亲在塑胶厂当技术工人，母亲在五金厂打工，家里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每天下课要去街市买菜，要盘算一家人的饭钱，有时还要一边背着小弟弟一边炒菜。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小学男生在数学课上脱口说出自己的志向：“我希望将来当一名医生，希望能找到一些药物去治疗癌症。”同学大概觉得他在说梦话。但张汉明记住了这句话。
1978年，他从亲戚那里得知广州暨南大学复办招生的消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在深圳中学参加了考试，试卷是简体字，化学题答着答着觉得不习惯，举手问监考老师能不能用英文作答，他的请求获得了许可。这个细节后来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隐喻：在两种制度、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穿行，是他此后四十年的常态。
1978年10月16日，暨南大学举办复办后的首届开学典礼。典礼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出席讲话，有35名香港学生坐在台下，张汉明也在其中。为庆祝他的顺利入学，张汉明的父亲在香港北角华丰国货公司给他买了一辆28寸凤凰牌自行车，花了大几百块。这辆自行车陪了他六年——去教学楼上课，去北京路买书，去珠江边发呆，去从化、西樵旅行。
1984年毕业，他回到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港英政府不承认内地学历，他必须通过“非英联邦医生考试”。没有积蓄，先去英资药厂做销售，晚上借同学的办公室温书，晚餐就是一个杯面。第一次考试，临床科目挂了一科。第二年再战，通过。18个月实习结束，正式拿到执照。
此后的人生轨迹，像是一部香港医务界的奋斗史。从卫生署法医官到明爱医院外科，再到广华医院内科高级医生；从1993年考获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到2007年获皇家爱丁堡医学院荣授院士，再到2013年回到母校暨南大学完成医学博士学位。
但张汉明最被香港社会记住的，是2003年春天。
2月23日，广华医院接收了一名从内地来港的患者。几天后，患者的妹夫因发热就诊，由张汉明出诊。他没有戴口罩，没有任何防护。仔细检查后，他发现患者肺部X光呈现不寻常的浸润病灶——根据大学时学过的传染病学知识，他判断这是一种新型病原体，普通人群没有免疫力，传播速度会很快。
他当即提出隔离治疗意见，次日上报卫生署。他和同事冒险从患者胸腔提取肺部组织，送往玛丽医院化验。
这是香港抗击非典的第一枪。
此后他全力投入抗疫，向社会发送邮件、撰写文章，呼吁市民采取正确措施，建议中西医结合防控。他的文章被广泛传播，成了香港市民的“抗非典指南”。
2009年当选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组主席后，他推动执照考试从每年一次增至两次，大幅缓解了外地医学毕业生的候考焦虑；他参与执照考试的检讨，制定疫情期间的考试方案。
“我在1997年成立了暨南大学香港同学会。”他说，“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师弟师妹们尽快考上香港医务委员会的执照考试，能够早一点达成愿望，做一名悬壶济世的好医生。”
当年那一个同学会，如今已长成一张覆盖全港的网络。暨大在香港共有14个校友组织，从医学院、新闻传媒，到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几乎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同学会；2015年成立的香港暨南青年联会，也已聚集超过400名年轻成员。老一辈暨南人搭起的台阶，正被一代代后来者接续加高。
从木屋区到手术台，从一盒方便面到八万校友的大社群，张汉明的人生浓缩了暨大与香港关系的某种本质——教育改变命运，而他的命运改变了一座城。
图：接受采访时，张汉明刚带领香港医生团赴山西
三、“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一代的选择
如果说张汉明代表的是“到内地求学，回香港贡献”的第一代路径，那么今天的暨大香港学子正在走出另一条路——不仅回来，而且留下。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大时受到亲切接见的孔祥灏，就是这条新路径上的一个年轻人。
他出身医生家庭，从小梦想当医生，所以选择了暨南大学口腔医学院。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后，“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句话成了他的指南针。他连续三年拿到国家奖学金，参加港澳台侨学生领袖成长计划，随学校出访剑桥、牛津、北大、清华、复旦、武大。对外交流的同时，“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真正走到祖国各地了解民风民情”。
毕业后，他加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成为该院首位香港籍口腔科医生。三年新冠，全程在医院度过，管理10张病床，完成颌面外科手术400余台，月均接诊超250人次。
图：孔祥灏在手术中
“字面上看似简单的医学生到医生的转变，身上的责任却大大不同。”他说，“看着师兄师姐在疫情中逆行而上，更加体会到作为医务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如今他的目标很清晰：“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湾区医生，服务大湾区的民众。发挥我在内地读书和就业的优势，增强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医学交流，成为每一个湾区居民的健康守护者。”
从“回香港”到“留在湾区”，这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选择，更是身份认同和发展逻辑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那句“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孔祥灏身上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
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暨大香港校友中越来越多。
四、马路边上的帐篷：把办公桌搬到街坊身边
2006年，何华汉考入暨南大学经济学专业。十几年后，他成为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委任议员，长期担任九龙城区议会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主席。但真正让他在街坊中“出圈”的，不是议员头衔，而是一顶帐篷。
他服务的启德新发展区，是香港近年最受瞩目的新区之一。可在居民最初迁入时，偌大的新区只有启晴邨和德朗邨两条屋邨，连一间民生商铺都没有，更遑论地区服务办事处。长者不懂得网上预约，行人路地砖松脱随时可能绊倒人，渠盖夜间发出噪音扰人清梦，学生初到新区找不到学校——“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不想让街坊多跑一趟、多等一天。”何华汉说。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与其坐在办事处等候，不如走出去，在街坊买菜、接送子女、上下班必经的路边支起一顶帐篷，坐下来慢慢听。
这一坐，就是三年。日晒雨淋，天天如此。
图：何华汉在社区服务
“帐篷的意义不在帐篷本身，而在于它告诉街坊：我们并非坐在冷气办公室内等候投诉，而是主动走到大家身边。”在他看来，区议员就像是居民的“全职保姆”，街坊所有问题都应该积极协调解决，要居民“搵得到、见得到、唔离地”。
启德是“先有楼、后有路”的新区，居民最初的困境一言以蔽之——“入到来、出不去”。他持续推动中九龙干线及T2主干路及早落成，与居民多年争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由邮轮码头接驳港铁启德站，又紧盯巴士、小巴加密班次的“最后一公里”。
配套方面，街市、超市、诊所、学校、安老院舍，他逐项督促政府部门给出时间表和承诺——“不能建好楼宇就算交差。住得进去，更要住得好。”
这份“看数据、看系统”的工作方式，他说得益于在暨大的经济学训练：“用数据和证据说话，做地区工作先收集资料、量化问题，再决定资源如何分配；区内资源有限，每一分公帑都要用得其所；社区问题不是孤立的，看问题要看整个系统。”
而他常用来勉励师弟师妹的那句座右铭——“环境不会改变，想取得成功，只有改变自己”，其实正来自暨南园的亲身体会。当年初到广州，生活节奏、学习进度，样样都要重新适应，他也曾自问“为什么环境如此困难”。后来他明白，与其抱怨环境、等待环境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主动融入、主动学习、主动争取。“环境是变数，自己才是常数。”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条桥”：“在暨大读书，让我同时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与香港的处事方式。香港需要认识内地，内地也需要了解香港；而我们这一代暨南人，正好有条件担任中间的翻译者与推动者。”
五 “超级联系人”：从孵化100个团队到链接全球
创新创业是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的另一条重要通道。而暨大校友叶兴华，正在这个领域做一件很有野心的事。
2015年从香港到深圳工作，短短一年他就感受到内地“双创”浪潮的震撼。2017年，在母校“融通侨内外、服务湾区、赋能青年”精神的感召下，他和邱达根先生合资创办了工合空间——一个专门为出身基层、资源有限的香港青年提供孵化服务的平台。
首站落在佛山南海。原因很实在：区里政策给力，紧邻广州南站，佛山制造业根基深厚，通用粤语零隔阂。
“港澳青年在内地创业最大的瓶颈从来不是资金，而是两地的信息差、人脉空白与环境陌生感。”叶兴华说，“他们有想法、没路径，有能力、没渠道。”
工合空间做的，是填平这道沟。既懂得香港规则、也熟悉内地生态，一站式对接政企资源、解读创业政策、匹配供应链。
他的工作效果是实在的——累计孵化超过100支香港青年创业团队，科创类占四成以上，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网络安全等前沿领域。2019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访，与广东省长共同授牌“首批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明确肯定工合空间“极大增强了香港青年融入湾区的信心”。
多年来接待超过2000人次香港参访团，“绝大多数返回后都会主动传播大湾区机遇、推介工合平台，形成以口碑引人才、以服务聚青年的良性循环”。
如今叶兴华在做一个更大的升级——从“湾区联系人”升级为“国际超级联系人”。不止帮香港青年北上，也要帮内地企业南下香港、走向国际，构建“港澳—湾区—全球”的双向资源流通生态。
图：叶兴华参与圆桌讨论
“立足母校120周年新起点，”他说，“传承‘忠信笃敬、融通四海’的暨南精神。”
六、风雨兼程120年
回望这120年，暨南大学与香港的关系，远远超出了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的简单叙事。
当香港青年不再只是“到内地读书然后回去”，而是真正在大湾区找到事业、生活和归属感的时候，暨南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人才培养的起点”升级为“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张汉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1978年走进暨南大学时，学校只有四栋大楼归还使用，医学院从无到有、当年筹办当年招生，可见工作之巨大和艰辛。他在那辆凤凰牌自行车上骑过了六年艰苦但充实的岁月，然后回到香港，用一生去兑现小学课堂上那句“想当医生”的诺言。
孔祥灏在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后，把“融入大湾区建设”变成了一种职业选择和人生信仰。
何华汉把一顶帐篷支在马路边，把“改变自己”的座右铭，活成了服务街坊的三年寒暑。
叶兴华把“超级联系人”做成了一个平台、一种生态、一个连接全球的网络。
四个人的四条路，指向同一个方向——暨南大学与香港的120年，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奔赴。“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的暨南精神，践行在香港八万校友的人生中。
下一个120年，故事还在继续。（2026-10-18）
原文链接：
一所大学的120年，八万人的香江答卷 ——暨南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特别策划·香港篇
责编：李伟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