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融媒体中心讯 2026年，暨南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校庆前夕，印尼雅加达、坤甸等地的华文课堂里，书声与讨论声交织，祝福暨南大学120周岁生日快乐。

120年前，中国官办的第一所官办华侨学校——暨南学堂在南京创办。1907年，21名爪哇少年登船北上，成为暨南大学该校历史上第一批学生。120年后，从梁世桢复办八华学校，到陈慧珍创办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再到陈友明推动三语学校成为印尼华文教育主流发展，暨南大学与印尼之间已经不只是招生与求学，而是一场贯穿家族、校友与课堂的精神往来。

“忠信笃敬”如何在千岛之国落地生根？答案写在一代代印尼华人的教育选择与命运转折中。

复校与寻根：一个家族与一所大学的双重使命

2003年初，印尼八华学校校友会主席许升温找到梁世桢，提出复办八华学校的设想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复办八华学校。梁世桢是八华学校的老校友，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整整十二年。他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真正让梁世桢他下定决心的，是一本泛黄的八华学校40周年纪念刊。。

那本纪念刊是八华学校40周年特刊。梁世桢在翻阅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曾祖父梁映堂应陶竟竟是是中华会馆的创办人之一，不仅也是1907年遴选护送1907年第一批21名华侨学生赴暨南学堂的参与者，随后。而且，第三批学生也由他正是由曾祖父亲自带队，从印尼前往送到南京。

回到家乡后，当地著名诗人丘逢甲还特意题诗相赠：“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事当时领导人。”

“我从小在八华读书，却从不知道曾祖父做过这件事。”梁世桢回忆道。那一刻，一种跨越百年的使命感涌上心头。跨越百年的家族记忆，让梁世桢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他决定不仅要复办八华学校，更要将中华文化的火种在印尼这片土地上继续传递下去。

采访梁世桢

2008年，八华学校正式动工。梁世桢在自己的住宅区内划出48000平方米土地，分五期建设，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采用实行中文、印尼文、英文三语教学——中文、印尼文、英文。如今，八华学校每年约有高中毕业生250至300名毕业生人，其中约30人赴中国大陆留学，40人赴台湾部分学生赴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继续深造外，其余多进入印尼本地大学。梁世桢令梁世桢欣慰的是，他的的六个孙子全部进入也都在进入八华学校就读，其中一个人已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我们的校训是‘忠信敬’，与暨南大学的‘忠信笃敬’一脉相承。”对梁世桢而言说，复办八华学校既是对曾祖父精神的接续，更是对自我使命的体认。“传承教育，要亲力亲为，才能把任务做好。”这句话，既是他对曾祖父精神的总结，也是他对自身使命的体认。

从函授失学到办学博士：一代印尼华人的精神成人礼

2002年，印尼雅加达。印尼主协会文教部主任许月珠站在讲台上，面对18名学生，开始了暨南大学函授班的第一堂课。她是印尼主协会文教部主任，负责这个新设立的教学点。从收到邀请到入学考试，只有两个星期。“我们拼命做最后的冲刺，招到了20名学生，19名录取，18名入学。”许月珠回忆道。一年后，2人掉队，剩下16人；到毕业时，15人拿到大专文凭。

这批学生中，有许多不少是五六十岁的华人长者，。他们少年时代因排华事件失去求学机会，如今终于圆了大学梦。

陈慧珍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学校关闭后的时，她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此后几十年，她从未放弃阅读中文书籍的爱好，但“那不是系统的学习，只是自己胡乱看书”。。通过暨南大学学校的远程教育，她逐渐系统掌握华文教育知识从简入繁、从易入难，系统地学习了华文教育知识，并将所学用于教育实践。

“这对我以后开补习班、办学校，帮助非常大。”陈慧珍说。

陈慧珍（左）在暨南大学参加毕业典礼

2002年，她创办了坤甸共同希望补习班，最初只有十多位老师，学生最多时达到600名；。2011年，她成立共同希望基金会，开始并筹划创办一所正规的中文高校；。2016年，共同希望语言学院正式获批，成为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第一所中文专业高校。

如今，学院有近600名学生，毕业生就业率极高，60%至70%进入中资企业，工资甚至高于他们的老师。

陈慧珍常对学生说：“大学不是补习班。”陈慧珍常对学生说，在她看来，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独立思考和组织的能力。“大学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在大学里面不单是学语言，还有校园氛围的熏陶，各种各样的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组织的能力。这些在补习班是没有的。”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教育改变命运，而大学教育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群体的命运。

三语学校与本土化：华文教育的印尼探索道路

2004年，陈友明提出“三语学校”概念时。，并没有想到20年后它会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的主流模式。当彼时，当时，印尼华文教育刚刚解禁，各地补习班迅速兴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缺乏统一标准缺乏统一标准、，师资也参差不齐。陈友明他意识到，华文教育要走得远，必须走本土化、学历化、专业化的道路。

他本人就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1967年，陈友明16岁的陈友明从印尼返回回到中国，先后在清远华侨农场劳动、内蒙古建设兵团锻炼，后来进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从大专一路读到本科，再到硕士、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华侨华人问题，陈友明说：导师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我不仅仅要研究教育……，因为教育面上很多都是比较微观的，我还想怎么更好地在大环境下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陈友明说。

陈友明的博士毕业照

如今，他是印尼三语学校协会的会长，。协会已有近100所会员学校，其中60多所正式注册。三语学校的概念很明确，要求每天开设中文课程，每周至少10节，并逐步建立标准化教学体系。就是每天必须有中文课，每周至少10节；必须用中文进行教学；定期参加标准化考试。但陈友明也坦言，目前各校水平参差不齐，他希望，许多学校苦于没有老师和经费。“我们想进一步推动把中文列入正式外语，作为外语正式教学，把让中文也教育跟英语一样成为列入必修课。”。这是三语协会的宏伟目标，也是陈友明心中的“中国梦”。

孙爱玲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本土化”。孙爱玲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本土化”的深意。她曾是印尼华人，后入籍新加坡，又回到印尼创办汉涵学府。她把自己的角色比作“U盘”：“U盘里有很多东西，只要有一台电脑我插进去，项目就开始走。”汉涵学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全部用汉语教学，并帮助学生赴中国升读大学学生要去中国升读大学。对于对经历过社会动荡的孙爱玲而言，推广华文教育不仅是语言传承，也是沟通不同群体、减少隔阂的一种方式，“我的希望是通过我，去掉那些印尼人对排华的情绪。”孙爱玲说。她经历过1960年、1966年和1998年三次大暴乱，亲眼目睹华人被赶走、学校被坦克车闯入。“如果因为学了华文，他们对中国的排斥性能够降低，那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精神传承：从“忠信笃敬”到“忠信礼义”

在八华学校，每天清晨，学生们都会诵读《弟子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校友2012级、2013级校友黄晓君、佘娇慧如今在这里任教。黄晓君和佘娇慧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2012级和2013级的校友，如今在八华学校任教。她们发现，许多学生在学习中华文化后，不仅懂得了孝敬父母，还开始主动帮助父母分担家务。家长们的反馈让她们深感欣慰。

“八华学校的校训‘忠信敬’与暨南大学的‘忠信笃敬’精神一脉相承。”黄晓君说，。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正是暨南大学与印尼华文教育之间最深层的纽带。万茹是2013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如今也在八华学校任教。她最初并不知道八华学校与暨南大学两校的渊源，直到学校负责人介绍校史时才恍然大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暨南人’。”万茹说，“八华学校的学生这批人来到暨南大学求学，成为了暨南人；我是暨南人，又回到八华学校教书，完成了一个循环。”

司徒怡媛也完成着这样的循环，她曾这种循环，体现着精神上的传承。司徒怡媛是暨南大学2014级华文教育专业、2018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如今在印尼光华学校任教。她至今记得蔡丽老师的“趣味教学法”课程，：“那个课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现在我也是当老师，学生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独特的思维方式，作为教师要用心去发掘和培养。”她最怀念暨南大学的“温暖”——“虽然我离家人很远，但那里的校园气氛、老师、同学们的关爱，都让我能够感觉到温暖。”

命运与共：华文教育中的中印尼意涵意义

姚文坚是印尼暨南大学校友会会长，2007年参加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雅加达举办的函授班。他1966年读到初二时华校关闭后，他依此后靠自学武侠小说、琼瑶文艺作品维持中文水平。2007年参加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雅加达的函授班后，他重新系统学习汉语，并进一步接触四书五经等中国文化经典。

函授班让他系统学习了汉语基础，此后他阅读四书五经、《文心雕龙》《庄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日益深入。如今，雅加达校友会有180多名会员，每年举办春节和中秋两次联欢，80到100名会员参加。

出生于1950年的曾庆祥曾就读于2006级是2006级函授班学生，2018年又读完国际汉语教育硕士。他出生在1950年，15岁时华校关闭，辍学后靠阅读小说、看报、听广播坚持学习。如今，他在家乡勿里洞推荐年轻人赴中国全日制学习，已培养出了近20位华文教师。曾庆祥说：“我们的老师们在我们心田里埋下了华文教育的种子，。”曾庆祥说。如今，他在家乡勿里洞推荐年轻人到中国全日制学习，已培养出近20位华文教师。“我希望我们的一代一代华文的传承，不要断层。”

这种传承，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有更更具深的意义意。陈慧珍发现，中资企业来印尼投资后进入印尼后，她的学院成为重点招聘单位。“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学生很不错，毕竟经过真正的系列的学习，工作态度也很认真。”但她同时提醒中资企业，要学习日本、韩国企业的做法，重视培养本土化人才，。“只有他也从中获利了，才能够真正地维护这个企业。”陈慧珍说，“而我们华人不能够只是担当这个中资企业的管理者，来管理当地的人，这个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忧患。”

从1907年第一批21名爪哇岛学生登船北上，到如今数以千计的一代代印尼学子在暨南大学求学走进暨南园、回国后成为华文教育的中坚力量，这条跨越百年的教育之路，承载的不仅是一所大学的侨教使命，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正如梁世桢所说：“中华文化是我们的魂。”而暨南大学，正是这魂魄得以安放、生长、传承的精神原乡。

在印尼这片千岛之国，华文教育的故事仍在继续。从八华学校的《弟子规》诵读声，到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的课堂讨论；从三语学校的标准化探索，到汉涵学府的线上汉语教学，在印尼这片千岛之国，华文教育的故事仍在继续，诸多每一个场景中，都有是暨南大学“忠信笃敬”精神在异乡的回响。这种回响，不会因时间而消散，只会因传承而愈发嘹亮。

责编：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