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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惠、曹璞:要尊重老人“数字断连”权利

字体: 2020年11月27日 浏览量: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程依伦 发布:新闻中心

近日,一段90多岁高龄老人被抱在银行柜台前进行人脸识别的视频引发热议。而在视频之外,该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舆论风波,无非反映了其背后的社会痛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老年人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在日常的出行、就医、消费等场景中不但不能充分地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更是会遇到种种不便;而在他们与社会脱节的背后,更需要引起重视的还有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情感寄托”。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除此之外,各地也开始纷纷开办起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班等课程。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不仅仅需要老人“慢步前进”,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爱“触网”与社交兴趣相关

前阵子,邓爷爷和老伴因为手机的事儿又“吵”了一次。起因是邓爷爷去商场买牛奶,价格3元钱,老人家在手机支付时不小心多按了一个“0”,等他回家后查看微信支付记录才发现问题,转而又回去找店家退款了27元。

“对微信他也不是很懂,但又懂一点儿。(信息)动不动就发不出去,动不动这样,动不动那样。我都不学这些。”邓爷爷的老伴说。

“你不学当然就跟不上时代了。”邓爷爷说,老伴还会拼音,但是就光知道在家里干活,这些她都不学。“打电话还只用座机,手机天天不带,我们经常找不到她,我都说她多少次了。”

但对于邓爷爷“畅游”互联网,老伴儿却无法“感同身受”,甚至有些排斥:如今的她,依然习惯通过座机联系家人,也更愿意使用老式收音机和VCD、DVD光碟播放器。“因为奶奶平时的社交活动范围比较小,加上在她身边,周围的同辈对于使用网络大多传递的都是比较负面的消息。比如之前她就有跟我提到,谁家的奶奶坐车转多了钱;又或者是二楼的大妈,别人给她发转账付款,她不知道怎么接收或退回,最后还是让人家把钱转给她女儿。”孙子邓淏坤说。

相比之下,邓爷爷却是有着广泛的社交兴趣,他今年79岁,是一位退伍军人,如今还是老年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老爷子平时最大的爱好便是跳舞和逛公园,“你要是去公园里走走,就发现里头好多七八十岁的老,都拿着拐杖在那儿玩手机呢”,邓爷爷说。

“技术恐惧”源于不自信

为了能够“触网”,邓爷爷也是没少下苦工。在老年大学,他得先从拼音学起,再到学习基础计算机技术,他还没少和老师同学们交流智能手机技术。拿到第一部智能手机后,邓爷爷从此打开“新世界”大门:通过微信联系亲友、通过新闻客户端阅读最新的军事新闻。邓爷爷享受互联网给他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尤其是微信语音,“比打电话省钱多了”。不过对于微信其他的功能,邓爷爷却较少愿意主动接触:“听说那个花钱(流量)太多了。”

即便像邓爷爷这样乐于去学习跟上时代的老人,也有担忧落伍的时候。孙儿邓淏坤曾经问过他:“假如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比微信更好用的社交软件,您愿意用吗?”当时老人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愿意了,没那么多脑子了’。”

这个回答让邓淏坤内心多少产生了一丝心酸。邓淏坤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此前总以为互联网是一项历史变革的他,这才关注到了老年人的“技术恐惧”问题:“我原以为奶奶不接纳的理由可能是守旧,不愿踏出舒适圈等,但经过接触,我发现他们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不自信。爷爷奶奶共同反复提到是‘老了’‘脑子笨了’‘学了也不会’等否定词汇。他们的不自信,在对于网络的态度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方式:爷爷的表现是克服、尝试、追赶,奶奶的表现是拒绝,而这种拒绝不是对技术不接纳,而是对自己不自信。”邓淏坤说。

邓爷爷及其老伴虽然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但反映的却是老年人面对互联网时最常见的两种现象。

根据最新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约为6056万人。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照此推算,老年群体里与互联网“绝缘”的仍不在少数。

家庭和社区要当好“纽带”

在今年疫情发生前,数字鸿沟或许大多体现在以家庭为主的小单元之中,如老人不会上网、无法与家人沟通、无法购物等。但疫情发生后,互联网却以摧枯拉朽之势融入到人们生活中。May姐是华乐街社区的一名志愿者,在今年疫情期间,负责华侨新村小区疫情管控的她,亲眼见证了年轻人们的“云上生活”,却也见证了老年人、尤其是孤寡独居老人困于“码上生活”的窘境。

目前进出小区、公共场所等地方都需要出示健康码,但疫情期间很多老人都不会使用健康码。“有的老人明显比较抗拒,可能会选择少出门;当然也有老人对网络比较热情,他们内心也是想学习用网络的,我们还举办了两次针对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培训活动,但是期间也会发生各种情况:如老人手机版本太低,或是老人手机没有流量了,还有的老人因为不小心一次花了太多流量导致话费补交了很多钱,之后就产生了抗拒心理,而老人的孩子也会告诉他们干脆在外面别上网,回家有网了再用手机……”May姐说。

针对没有办法出示穗康码的老人,华乐街社区采取了相对人性化的手段:出示老人证,标明具体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等。

“尽管进出小区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出了这个小区之后呢?没有健康码,许多老人可能都进不了公园、地铁、超市,甚至连看病都有了门槛。这些事情,如果家庭做不到,社区就应该为老人们融入网络社会提供服务和帮助。”May姐说。

“数字鸿沟”考验的是社会温度

记者了解到,在广州,不少社区正在为减小老人的“数字鸿沟”做出尝试:如华侨新村,会经常开展社区摆摊服务,老人们可随时前往摊点询问志愿者关于手机应用的内容,除此之外,社区还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如认知障碍、防止电信诈骗等等。

(广州某康养中心为老人提供的智能手机使用教程)

再如聚德花苑,此前为解决老人使用健康码问题,社区提出使用纸质版的“健康证明”,并以社区广播的形式向老人们普及防疫知识;而由于老年人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高危人群,因此在小区中,还长期不间断有社区民警进行防诈骗提醒,如人口普查期间,聚德西路小区便会通过各种方式教居民辨别人口普查员真伪,从而保护个人信息。

由此可见,家庭和社区作为老年人融入社会的最重要纽带,一旦被弱化,给老年人带来的将会是被社会孤立的风险。但要解决老年人社会融入的问题,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深圳大学“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课题组此前便提出,在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跨越数字设备——数字技能——数字思维三道坎。尽管后两道坎主要依赖老年人的主观努力,但也同时考验着社会如何善待数字化时代的“弱势群体”,考验着科技进步如何兼顾社会温度。

在老人们迈过这一道道坎之前,我们不妨也等一等他们。

专家观点:要尊重老人“数字断连”权利

11月25日晚,看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惠颇为振奋。作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师,她关注老年群体的信息传播技术使用这一话题近两年。今年3月,方惠与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曹璞在核心期刊上联合发表学术论文《融入与“断连”:老年群体ICT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分析》并获得广州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研究基地资助项目的资助,两位专家从她们的角度,讲述了对老人“数字鸿沟”的思考。以下为她们的自述——

首先这份通知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积极反馈。近两年,老人“数字鸿沟”话题频繁见诸媒体,只近两天就又有老人被抬进银行激活社保卡、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等新闻。如果我们结合当前作为社会显性议题的老龄化,会发现这一现象绝非孤例。

就广州而言,根据《2019年广州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和老年人口数据手册》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底,广州市户籍老年人口数量占据总人口的18.4%,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三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已进入中度老龄化。但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20年6月,我国60岁以上的网民仅占据10.3%,这意味着,在狂飙突进的数字化生活中,仍有大量老人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被排除在互联网世界的大门之外。

两年来,我们和学生一起,行走于银行、社区、茶座和公园,观察中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在线支付、购物消费、新闻获取、网络阅读等行为,发现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元和立体的人群。

一方面,相比媒体报端和学术文章中常见的“可怜人”,现实中不乏熟稔使用信息传播技术的老年人,他们有的沉浸于网文和短视频、有的是网络游戏高手、有的曾熟练刷机、有的甚至在疫情期间运用专业所学积极发声。当我们今天将“数字难民”和老年群体直接画上等号时,未尝不是一种善意而隐蔽的年龄偏见,它将智能技术的拒用与“数字断连”简单归结于与生理年龄相关的因素,强化了社会对于老年人“学习能力差、观念保守、容易上当受骗”的刻板印象,忽视了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角色、生活节奏和地域文化等影响,从而在类型化操作中简化了老年群体内部的差异。

而另一方面,在断言智能技术必然赋权老年群体、带来便利与福祉的预设下,老年群体对于数字环境隐忧(如网络诈骗、隐私泄露、资金风险等)的论述很少受到正视,他们的“数字断连”选择甚至不被视为自主意识的理性表达,而是被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为:心理排斥、科技恐惧症、缺乏数字思维与创新精神等等,其解决方案也是单向而强制性的——适应与融入。

我们在对老年群体的“数字断连”开展访谈时,不少受访老年人都会感叹自己因为不使用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没有互联网,老年人的生活同样可以丰富多彩,但当加速数字化的公共生活忽视了一部分群体“数字断连”的权利时,老年人逐渐感受到因“数字断连”而带来的社会排斥。

让人欣慰的是,《通知》最大程度地肯定了老年群体的“数字断连”权利,彰显了互联时代的人文关怀。事实上,不单是老年群体如此,整个社会都或多或少遭受着过度连接的困扰。对于数字化融入的态度绝非可以简单化约为对于技术设备的采用或操作能力的掌握,更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意愿和选择。即便连接终将难免,我们在创造条件了解智能技术的同时,更应当营造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更为友好的基础设施与语言环境,在公共生活中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

方惠,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该项目受广州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研究基地资助项目资助。

曹璞,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2020-11-27)

【原文出处】《广州日报》2020年11月27日A12版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原文链接:https://gzdaily.dayoo.com/pc/html/2020-11/27/content_877_734035.htm

责编:李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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