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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根:“记者”一词十年研究

字体: 2016年11月29日 浏览量: 来源: 作者: 发布:新闻中心
摘要:对邓绍根教授而言,“记者”一词是他十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研究话题,也是他做新闻史研究的起点。在本文中,邓绍根教授回到起点,讲述了他对“记者”词源的考证过程,以及对自我的批判与再反思。

对邓绍根教授而言,“记者”一词是他十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研究话题,也是他做新闻史研究的起点。在本文中,邓绍根教授回到起点,讲述了他对“记者”词源的考证过程,以及对自我的批判与再反思。

在古今历史演变中,古汉语"记者"一词由"记述者自谓"转变为泛指新闻工作者的新名词,再发展成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彰显出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记者"一词在中西文化对接中,进行跨语际旅行。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记者”一词是我十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研究话题,也可以说是我做新闻史研究的起点。十年来,我围绕“记者”一词,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不断利用发掘的新史料,研究发现的新问题,培养起扎实搜集史料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能力。

在考博期间,我开始关注“记者”一词的历史,我写的第一篇新闻史的小论文就与此相关。2004年,《新闻爱好者》第1期发表了《“记者”称呼的由来》。是年5月21日,《中华新闻报》也刊登了《“记者”称呼的由来》一文。两文均认为:“记者”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5年3月10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其中说:“记者又何必须再烦笔墨以渎吾同胞之听哉!”我发现这与自己看的新闻教科书不一样,于是写了一篇小文《也论“记者”称呼的由来》,刊登在《中华新闻报》上。我在文中罗列了各种新闻教科书关于“记者”一词的说法,其中1903年松本君平《新闻学》中译本里,就先后456次运用了“记者”称呼,其中“新闻记者”合用就有191次之多。这篇小文章从“记者”一词出现时间的小处着眼,发现了新闻界对该问题的模糊认识,鼓励自己走上了新闻史研究之路。又因为我是历史学科出身,酷爱历史考证,平时阅读搜集史料时留心“记者”一词,一直坚持研究下来。

这次供大家讨论的我的论文《“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也是对自己“记者”一词研究的一次批判和再反思。

2007年10月,我在《国际新闻界》发表了《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2008年又撰写了《“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这篇文章将我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记者”一词的史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叙述它从古到今的整个流变以及语义变迁。史料很扎实地堆在那里,没什么理论,就是很朴素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此后,由于关注了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尤其是他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深受启发。冯先生主张:历史文化语义学以探析概念的历史轨迹和思想文化蕴涵为基旨,要将概念、术语的意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既考证它们各自最早的词源出处,又分析它们各自在古今演变、中西对接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变迁,探析其背后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同时,我也注意到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他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他认为:词语的使用总是随着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改变,词语也在具体的语境中生成不同的意义,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写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因此,我逐渐将冯天瑜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和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不断扩展自己的新闻概念史研究领域,运用自己不断积累的新史料,对“新闻学”“采访”“杂志”“电视”“新闻自由”等新闻学的关键词一个个进行概念史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正因为有了这些年对新闻概念史的研究积累,我开始反思自己在博士生时期对“记者”一词的研究,觉得应该做一个批判性的回应,自己推翻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论断进行重新提炼,找出更多的新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研究,这是对自己研究水平的一次最直接、最有力的考验。

刚好有一个契机。去年我为新闻学名词委撰写篇幅5000字的“记者”辞条。在撰写过程中,重新搜集了大量新史料,有了新发现,激发了新思考。“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不仅是一个从古汉语到新名词再到关键词的概念演变过程,而且是一次由中国传之日本再由日本返传中国并与英文世界对译的跨语际旅行,更是一个在中国新闻业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中新闻学术话语体系和记者自由职业确立的过程。由此,我对原有结论进行修正,得出新结论:公元前651年,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在“葵丘会盟”中使用“记者”一词。在古今历史演变中,古汉语“记者”一词由“记述者自谓”转变为泛指新闻工作者的新名词,再发展成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彰显出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记者”一词在中西文化对接中,进行跨语际旅行。古汉语“记者”一词被日本借用创制日制汉语返传中国后,在中国建立新闻学术话语体系中不断与英日文世界对接,体现出其海纳百川的文化张力。在新闻职业化思潮推动下,“记者”一词新闻学关键词地位确立,与英文“记者”广义“Journalists”和狭义“Reporters”完全对译,内外勤记者概念明晰,记者自由职业确定。

通过多年新闻概念史的研究以及撰写《“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一文,我总感觉自己从小处着手,在搜集大量新史料进行个案研究后,应该从大处着眼,将新闻概念史研究系统化,推动近代中国新闻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小处着手,搜集史料,进行个案研究,有利于培养自己学术的志趣;大处着眼,学习借鉴理论,训练问题意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点评人: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邓绍根先生的“记者”名词来源考,举证丰富,颇见功夫。拜读之余,不禁翘首企望史料早日充分数码化,学者运用大数据查考必定事半功倍。但大数据也是陷阱重重,除非对整个脉络了然于胸,否则“垃圾进,垃圾出”,乱点鸳鸯谱,更是贻笑大方。在此,我愿意对邓文提出三点参详:一是横比,二是纵比。先说横比,倘若一并比较“记者”和“律师”等词语的演变,当更能理解这些新兴行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共性,也更能彰显“记者”行业的特殊性。再说纵比,鉴于上海是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前沿,也是报刊集散的中心,不妨以上海报业(《申报》《新闻报》甚至小报)为个案,考察“记者”变化的沿革,并进一步联系到政经文化的语境。第三,除了纵横比较以外,不妨借助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充分阐明史料的多层意义。举其大者,凡四:

——从职业社会学,探讨记者的人格特性、出身背景和角色分工;

——从专业社会学,探讨记者的专业规范(行规)与期许如何形成,如何维系,而传统“文以载道”和西方新闻客观性呈现什么紧张状态;

——从组织社会学,探讨记者在报社内部接受潜移默化的过程;

——以新闻业为整体,探讨它与权力斗争、社会阶层、文化品味以及市场经济的互动。

刊于《现代传播》2016年第4期

( 邓绍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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