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刚刚通过的《反垄断法》，宗旨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反垄断法》的颁布和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公平、开放、有序竞争，推进我国市场化的整体进程。

　　我国仍然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具有鲜明的国情色彩和浓厚的时代特征。就具体内容而言，这些特色和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确反行政垄断的原则，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政府限制竞争是最损害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行为。我国对市场机制威胁最大的并非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是政府对市场的普遍干涉与不适当干预。鉴于行政性限制竞争问题普遍，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扭曲竞争机制，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且妨碍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反垄断法》的本土成长背景，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不仅要维护竞争，还必须成为限制公权和扩展竞争机制作用范围的有力手段。虽然行政性限制竞争并非《反垄断法》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限制政府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和干预，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规定意义重大。我国《反垄断法》除在总则中规定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外，还设“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章，明确禁止六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典型行为。

　　禁止三大垄断行为，宽容有利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

　　垄断行为主要有三，即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明确禁止这三类垄断行为的同时，也确立了豁免制度与例外条款。豁免制度与例外条款的规定表明，在审慎权衡竞争与垄断利弊时，必须注重竞争过程所致垄断的动态效率，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通常造成固定价格，划分市场以及阻碍、限制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经营者能证明协议目的是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缓解经济不景气时期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等等，予以豁免。只要整体上有利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容忍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

　　我国严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行为，但不反对获取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行为，如不限制企业做大做强、发展规模经济，不惩处企业为获取市场支配地位而展开的争胜竞争行动。

　　对经营者集中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第四章规定了申报审查制度及其例外，明确将经营者能证明集中有助于改善竞争条件和竞争状况，且对竞争结果明显利大于弊，或者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作为允许经营者集中的依据。因此，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提高市场竞争力。

　　强调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意图

　　《反垄断法》总则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此外，《反垄断法》首次引入安全审查制，根据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发展民族产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意图。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理程碑

　　总体而言，我国《反垄断法》借鉴了国际反垄断实践的经验，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实体法方面，除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企业合并，还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既禁止经济垄断行为，又禁止滥用行政权力的行政垄断行为，是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不容忽略的是，这部《反垄断法》仍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与局限性。例如行政垄断是我国当前最严重的限制竞争情形，但目前法律仍未明确行政垄断的定义，缺少对行政垄断的系统性梳理，执法机关对行政垄断缺乏管辖权等等。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