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时，我们刚架好相机。邵敏匆匆走进来——一件横纹上衣、一条深灰色西裤，肩上背着书包，像是刚从课堂上回来的学生。前一天，他还在北京参加国家“十五五”大气污染防治的专家论证会，此刻已平静地坐在广州的镜头前，仿佛跨城的奔波不过是日常。
这种节奏，他保持了三十多年。
邵敏
邵敏，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学院教授，一个跟“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VOCs）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学者。如果你没听过VOCs，没关系，你只需要知道，它是大气中两种让人头痛的污染物——PM2.5和臭氧的“前体物”，是决定空气质量好坏的关键角色之一。管住了它，就掐住了大气污染的“七寸”。因为在VOCs方面的科技创新成果，2026年邵敏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邵敏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邵敏表示，这份荣誉，更多的是鞭策，因为VOCs这个“七寸”，并不好抓。
缘起：从稻田到苗儿山，发现环境学科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国内环境学科正处于起步爬坡的阶段。邵敏就读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那时学校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工作，邵敏兴趣广、好奇心强，跟着老师东奔西跑——骑着三轮车去稻田里测甲烷的排放，戴上墨镜在实验室里做烟雾箱实验。“没觉得累，挺好玩。”他笑着说。
真正让他“入迷”的，是本科论文的科研工作。那是全国开展区域酸沉降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他的选题，是实地测量云雾水是不是发生了酸化。因为这个选题，他跟老师来到广西桂林郊区的苗儿山上，蹲在云雾里采集云水样本，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山高路远，设备简陋，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做的这件事，哪怕只是本科生的课题，居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云雾水也酸了，那酸雨一定是一个大尺度传输的问题。“这就是环境科学最大的魅力，”他说，“你的工作和国家的需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硕士阶段，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撞上了VOCs。那时候，VOCs研究在国内还是很冷门的一个领域。邵敏经过一些走访之后发现，VOCs在大气化学中如此重要，但是科研基础却薄弱得令人吃惊。VOCs里有哪些成分，它们的环境和气候效应是什么，如何科学精准地治理VOCs，为了破解这些问题，他扎了进去，一扎就是三十多年。
邵敏带学生出发去野外观测
攻坚：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
VOCs有多复杂？已知的成分就有十几万种，而且每年还在增加。更棘手的是，它们“性格”各异——有些浓度很高，但对污染生成几乎没影响；有些浓度极低，却异常活跃，是臭氧和PM2.5的“主力推手”。如果“一刀切”地全部管控，成本高昂，效果却未必好。
所以邵敏的思路很清晰：先搞清楚“总量”，再拆解“成分”，最后锁定“关键少数”。
他的团队一步步升级测量技术——从最初的甲烷、非甲烷总烃的测量，到56种前体物和117种活性较高的碳氢成分，再到如今能测出3000到3500种有机物，涵盖气态和颗粒相成分。邵敏把这个过程叫“把书读厚”。
但读厚不是目的，读薄才是。
他们开发了一套“活性闭合分析”方法：用另一套技术测出所有成分总的“化学活性”，再跟各成分活性加总比对，差值就是遗漏的关键成分。经过十多年反复验证，他们从珠三角上万种成分中，筛出了大约40种活性成分——这40多种，贡献了空气中90%以上的化学活性。
换句话说，减排只需要盯着这“四十来号主力”，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空气质量改善。这不是拍脑袋的经验，而是数据筛出来的科学结论。
基于这套认知，邵敏团队建成了国内首版活性VOCs源成分谱库，还优化了区域空气质量模型，成功解决了臭氧污染高值“低报”“漏报”的老大难问题。
邵敏指导学生
落地：实战中打磨出来的“五步法”
科研做深了，终究要落回地面。广东省蓝天保卫战，就是那个“落点”。
广东地处亚热带，气象条件复杂，在基本消除重污染后，空气质量改善进入瓶颈期。2019年到2020年，邵敏被任命为广东省蓝天保卫战攻关攻坚硬任务的召集人之一。他面对的，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色谱图，而是真实的工厂、排放口、决策会议，以及——人。
政府讲政策，企业算成本，科研讲数据，三套话语体系，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在一起摸爬滚打，成为一个作战部队。”邵敏说。
于是，他们在实战中摸索出一套“五步法”闭环机制：精准预报→减排方案→行动措施→核查监管→后评估。政府搭台，科研团队提供方案，企业落实行动，再用核查和后评估来反哺下一轮决策。
最初，企业减排执行率不到40%。经过近两个月的磨合，稳定爬升到85%以上。邵敏调侃说，那段时间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跟市局人员一起上班，跑企业督查，从早到晚连轴转。
成效是看得见的：到2020年底，广东省空气质量达标率达95.7%，PM2.5年均浓度降至20微克/立方米，臭氧浓度同比下降13.5%，首次实现PM2.5、臭氧和二氧化氮“三下降”。
这不是论文里的模型，而是广东人头顶上真实的蓝天。
邵敏作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邵敏的科研人生，一直和中国举办的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同频共振。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起点，他回忆，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经过那么多的测算、那么多的检验，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能否成功，所有参与其中的同志都感觉到“如履薄冰，战战兢兢”。15年后，北京冬奥会的空气质量保障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学者有信心，政府有底气，国家在大气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25年，他作为广州市的保障专家参与第十五届全运会工作，开幕式当天，广州场馆的PM2.5浓度仅为8微克/立方米，成为大湾区全运会的一道亮丽风景。
“中国在空气质量改善领域做出了世界样板的成绩，参与其中，感慨万千。”邵敏说。
扎根：搭建大湾区的“创新团队”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环境治理工作中一直起着先行先试的引领作用。2016年，邵敏加入暨南大学，担任环境与气候研究院院长。学校给了他充分的自由度，他按照探索环境与气候两大问题之间本质联系的学术构想组建团队，推行学术负责人（PI）制——六支科研团队各有所长，又彼此交叉。
十年之后，经过大家共同的艰苦努力，暨南大学获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环境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两大学科先后进入ESI全球前1‰和5‰。“我很开心能为暨大的学科建设做一点贡献。”他说得平淡，但数据很硬核。
他还牵头组建了粤港澳环境质量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与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合作，打破地域壁垒，打造资源共享的平台。同时推动的粤港澳生态环境高端论坛，已连续举办七届，线下参会超三千人次，线上观看超四万人次，形成的建议被《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采纳，对巩固和改善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建设一流生态湾区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5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广州”开幕式现场
前行：把污染治理前移，把年轻人托起来
2023年，邵敏卸任院长职务，把重心放回教书育人和青年人才培养。“年轻人发展很快，让他们承担更重的任务，取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工作。”
邵敏授课
而他的科研版图也在延伸——他正尝试将VOCs治理从“末端管控”拓展到监测技术、化学机制、全过程治理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路径。在美丽中国建设中，高效精准的VOCs防控成为大气治理的特色。
采访结束，他背起书包，又匆匆离去。窗外是广州午后的天空，算不上万里无云，但那份蓝色，对邵敏来说，从来不只是风景——它是数十年如一日追问的答案，也是下一道考题的开端。
责编：李伟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