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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情打造生命——访国家“九七三”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曾耀英

字体: 2004年04月21日 浏览量: 来源: 作者: 梁 斌 发布:新闻中心
   门开了,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他们正在用英语交谈。年长的,黄皮肤;年轻的,则是一位黑人朋友。
    心中泛起一阵迷惘,  “这位黑人朋友是谁?为什么会来到曾老师的办公室?他们在交谈什么?”
    “有什么事?”长者的话语将我从思索中拉回。等我说出来意,他有礼貌地说,  “OK, 等一下好吗?”这才意识到他就是曾耀英老师。
    送走黑人朋友,他把我领进办公室。利用他招呼的工夫,我环顾四周,打量了一下办公室。全是书,分布在书橱里、书架书桌上。靠近办公桌坐下,才看清桌上的内容,一摞摞英文打印资料,占据了左右角,正中摆放着最新一期《SCIENCE》。
    略微整理了一下思绪。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的回答相当翔实、感人,受其感染,我也不知不觉沉浸在他用激情打造的生命中……
                     归  国
    那是1988年一天的早晨,南国花城,白云机场。
    晨曦中的广州,是如此的迷人!这时,天空中出现一团团红雾,瞬间,从红雾里绽放出一片玫瑰色的霞光,远处的白云山深谷间,反射出红宝石的闪光。雨洗过后的大地,散发出一种芬芳、宁馨的泥土气息,令人心醉。突然,云端传来一阵轰鸣声,打破了这份清晨的宁静。舱门打开,一群不同肤色的乘客渐次步下舷梯。其中,有二名中年乘客显得格外神采奕奕、兴奋,他就是学成归国身怀重任的曾耀英。徘徊机场附近,他不禁感慨万千。久久不愿离去。“三年了,终于回来了!”王昌龄诗云:“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或许是他此刻心情的最好诠释。
    对于他回国,许多人不理解,争相问他,“美国不好吗?科技、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就是搞研究,也容易出成果。”面对疑问,他十分坦然,“在我内心没有定居美国的概念,只不过想为国家尽点力,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就这么简单!”话语尽管朴实无华,可是,质朴的背后往往蕴含着默默奉献。而这,又有谁能理解!
    是的,他完全可以不回来,完全可以在那里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绚丽蓝天。留学三年,他上过不少地方:先是去了德克萨斯大学,接着又在加拿大阿布托大学呆过一段时间,最后,他来到了美国圣地亚哥研究所(SCRIPPS)。在免疫学界,圣地亚哥四个字,那真是鼎鼎大名,因为这些年来,它一直是世界免疫学研究的领头雁。照理,能有幸留在这么好的研究所,是没有人肯轻易放弃的。而他,只稍作考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之路。
    临近回国,时任研究所所长的Aldgon与他作了一次长谈。
   “留在美国,以你的聪慧,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个人前途无关紧要,我的科学生命需要延续,回国打造,对我来说更重要。”
    见他去意已决,Aldgon耸了耸肩,一脸的遗憾。
    一回到暨南大学,他便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创建“组织移植与免疫研究中心”,是他工作的重点。然而,在一无资金、二缺人才的情况下,打造一个实验室又谈何容易。开创性工作,总是干头万绪,经过认真分析,他决定先上项目、跑资金,兼顾争人才。辛勤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988年底,世界银行承诺贷款45万美元,国家也批准投资45万美元。同时,不少学者也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因为 “六四”风波,世界银行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拒绝贷款。迫不得已,曾耀英又于1990年跑到美国,运动了两年多,资金总算到位。拥抱激情、守住执着,实验室终于创办起来。之后,又被评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专业实验室。
    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去克服这千难万阻?  “也许是贵州那段难忘的经历吧!”他说。
                     磨  砺
    1970年,年轻的曾耀英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怀着憧憬和希望,他来到了贵州务川县。在那里,他做了八年临床医生,一直到1978年考取大连医科大学,成为“文革”以来我国首批研究生。
    磨难,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独特的意义。一个人不可能一生一世都一帆风顺,遇到困境,有些人不知化解,只得在困境中沉沦;有些人则不同,他会用自己的坚韧、智慧去敲开上苍的禁锢,最终于困境中爆发,《周易》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大概就是这一类人,曾耀英便为此类典型。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环境相对较差。务川,又是贵州一个偏僻山区县,自然条件更恶劣。务川八年,留给他太多的东西,这其中,有欢乐,有痛苦,乃至影响到他整个人生信念的形成。他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那里,我真正懂得了人间疾苦,体会到生与死的毫厘之差,也学会了如何去创业。”
    的确,务川岁月,早已铭刻在他心底,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次,一位陈姓老太太的小孙子病了,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医院。找到曾耀英时,她那写满沧桑的面容呈现出激动和希望,“曾医生,救救我那苦命的小孙子吧!他父母过世得早,留下我们祖孙俩。”听着他的诉说,曾耀英只觉得两眼发红,想都没想,背上药箱,跟着她走了。山道崎岖,荆棘丛生,加上天色已晚,道路愈显难行。到了老太大家门口,天已微明。好险!要是再迟上几小时,事情就难说了,他从内心庆幸连夜赶来。小孩脱险了,曾耀英却累得不行,衣裤划破了,手脚不少地方还划出了血。看到这幅情景,老太太热泪盈眶,拉住他的手,“曾医生,你真是好人啊!我们农村人,也不会说什么感谢话,愿你以后的孩子同路上行人一样多”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感谢?回去的路上,乡民坚持用滑杆将他抬下山。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多少次,为了救治难产的妇女,他常常得跑上五六个小时的山路。一次次的心灵付出,他赢得了当地乡民的尊重,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凄风冷雨,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缺医少药,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偏僻的务川,更是如此。去务川没多久,县里就提拔他做一个县城医院的院长。既是院长,接触的方方面面自然较多,他由此深感药品缺乏严重。“再不能一味地依靠上面,我们应该自己发动起来,建一个药厂。”说干就干,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座盐水厂建立起来了。解决自用盐水不说,还将多余的盐水分给了其它医院。后来,县里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欣赏,“曾耀英实在是为我们县做了件大好事!”。
    时间进入到1978年。“曾医生考上研究生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人们打心底里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深深感到惋惜,他们舍不得他走。县委书记亲自找到他,竭力挽留,“我们打算提名你为下任卫生局长,你富有同情心,且有股闯劲。”可是,为了寻求科学的真谛和价值,为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关爱人间疾苦,他只好婉言谢绝。
    离去的那天,好多人来送他,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乡亲特意赶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山路来到县城,为了能清早赶到,他们都是夜里就出发了!
     我问他考研的缘由,他说,“人生太过平庸,你不可能拥有智慧、激情。”于是,他又一次实现了人生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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