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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暨南精神传承人】杨葆生:国立暨南大学最后一位学生会主席

字体: 2019年11月14日 浏览量: 来源: 暨南大学新闻社 作者: 杨锦英 发布:新闻中心

7月14日下午,在上海市静安区一个安静的院子中,寻访“暨南精神传承人”社会实践服务团见到了97岁的暨南老校友杨葆生:老人着一件白色立领棉麻衬衫,灰色西裤,腰上一条银扣皮带,一身老上海绅士的气派。

虽已至耄耋之年,杨葆生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透过他炯炯的目光,仍可以想见当年国立暨南大学最后一任学生会主席的风采。

(杨葆生)

风云岁月 少年意气风发

1946年,时年20岁的杨葆生考入国立暨南大学,就读工商管理专业。提到对暨大的初印象,杨葆生以一个字形容:“乱”。当时暨大刚从福建搬回上海,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杨葆生回忆道:“当时暨大借用了以前日本人开的小学和中学来做校址,校园分布在上海各地:商学院在东体育会路,教师住在复兴中路,我们学生则住在青云路,离学院很远,每天上学都要过好几条马路。”

学生上学难,教授教学也难。杨葆生介绍,“当时的教授很苦,为了维持生活,往往身兼数职,上午在交大讲,下午在暨大讲,明天到复旦讲。而且我们的教室极小,教学条件很差。”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暨大师生不坠青云之志,坚持办学。杨葆生直言,在暨大的学习使其终生受益:“教我们经济学的季少平教授时任国民党中央银行第三处处长,他向我们传输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季先生为我们授课时,不仅讲当时的货币银行学,还讲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让我们同时了解不同制度下的经济政策。有不同就有对比,经此启发,我们能更深地思考哪一种经济制度更适合中国。”

除了专业知识,暨大的教授们还为学生们开展学生运动提供有力的后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而作为先进思想主阵地之一的上海,学生运动更是轰轰烈烈。入学的第一学期,杨葆生就参加了著名的5·20运动,走上街头为美军强奸北大女大学生一事发声,要求改变、呼吁和平。

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多个大学参与了这场游行中。杨葆生提到其中一段轶事:“当时游行多是在南京路,在外滩。为防止大学生游行队伍从各个方面奔向南京路,国民党派出马队,封锁河南路一段。但万万没想到我们中有一位台湾同学,曾经当过日本兵,而且是骑兵。他懂得马的习性,走过去拍拍马背安抚一通,马儿们就把路让开了,让我们能顺利通行。”

(杨葆生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

不忘初心 一生践行党誓

除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暨大校内的民主斗争亦是不断。当其时,学校行政由国民党反动派把持,校长李寿雍是国民党嫡系成员,学校高层不讲民主自由,坚决反对学生进行进步运动。

学校高层独断专行,教授会却十分开明。“教授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进步斗争,每当我们有游行、抗争,都积极配合进行停课罢课,和我们一起反对学校的反动势力。”杨葆生说,因为有教授支持我们,我们觉得有力量,才敢于去和校长、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为全校学生争取权益。

在进步教师的感染下,校内的进步风气浓郁。作为先进学生中的佼佼者,杨葆生毅然参加了学生自治会主席竞选。

这也是国立暨南大学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竞选。暨大当年有“小联合国”之誉,校内华侨众多、派系林立。但作为进步力量代表,杨葆生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支持,最终打败校长一方支持的国民党派系的学生,当任学生会主席。

担任学生会主席之后,杨葆生更加积极地投身学生运动,并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记得那是大三的寒假,很冷,组织里有人通知我去开个会。”杨葆生向记者回忆道,“当时我们是不好开会的,见面都少。虽然很疑惑,但是我也跟着走。从我们学校出来经过虹口公园,经过一个纺织厂,到农村里去了。弯弯曲曲走了好多小路,看到一所农民的房子。里面有几个人在,他们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

昏暗的农房、分立的众人、空气中飘舞的尘埃,这一幕若有旁人记录,就是谍战电影中的经典镜头。经介绍,杨葆生才知道,上级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这一天就是来举行入党仪式的。

哪怕是在70年后,杨葆生仍对当年那场入党仪式印象深刻。他在《想起宣誓那一天》这篇文章中写道:“于是,就在这安全、宁静、多少有点空寂的堂屋里,我举起了手,发出了‘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默唱《国际歌》完毕,领导交待我三条。大意是一要严守党纪,只认联系人,不与第三者发生横向联系,即使明知是党员也要视同陌生人;二是叛党最可耻,叛徒最卑鄙,要永不叛党;三是不得暴露党员身份,万一被捕只许以学生干部身份进行合法斗争……”

杨葆生践行了他当年的誓言。1949年从暨大毕业之后,杨葆生进入上海一所中学任支部书记。这之后,他便一直留在了学校里,一生从事党组织工作。杨葆生告诉记者:“我在中学工作了10年,在中专10年,在大学又是20年,最后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离休。”

即使离休之后,杨葆生也仍然十分关心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积极投入关心下一代工作。1999年至2003年期间,杨葆生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杨葆生与他的夫人)

情系母校 三载共济浮沉

1949年中,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校长李寿雍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出逃,并将暨南大学一同带到台湾去。但他的这一想法没有得逞——暨大师生多为进步人士,爱校爱国,并不愿随他出逃。

杨葆生带领的学生自治会在反对李寿雍带走暨大的“护校”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宣传和斗争,保留了学校大部分师生以及文件资料。最终李寿雍只带走了一些反动的学生和一些对他死心塌地的教师。进步的同学、教师一个都没有去。”杨葆生提起此事时,语气中有掩不住的自豪。“之后,我们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暨南大学的文件、物品等相当于家产一样的东西,交由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保管。”

后来,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了整个暨南大学的重建,由于文件、物品等都保存完好,所以暨大虽然经历了停办,但是这么多年的校史没有中断。

解放之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暨南大学,杨葆生担任接管的学生代表。“大学停办了师生要怎么办呢?教师都发往教育部安排,学生则由我们来安排。商学院的学生大部分安排到了复旦,文、法、理学院多并入上海交通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也就是当时的中央大学。”杨葆生对记者细数当年的学生去向。他的声线沉稳,娓娓道来,于是那些老历史就从尘土里跃起,鲜活地浮现眼前。

1949年8月,接管事宜完成,杨葆生卸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从暨大毕业。

但对母校的眷恋始终挂在杨葆生心中。暨大复办之后,杨葆生和老伴多次来到广州本校区参观。“我们用走的,一步一步走遍校区,我把老伴也带去,我们一起去看。每次都觉得校区变新鲜了。我们到广州本部去了好几次,还去了深圳,我们都住过。看了以后,变化很大。”

杨葆生表示,“校友会成立之后我们也到澳门去看了一下,感觉我们暨大,责任意义重大。”他动情地说道:“暨南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把世界的优秀的东西带回中国。这个关系很重要的,我们是世界华人的桥梁,将世界华人华侨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暨南人应该自信的。希望现在的暨南学子们继续努力,不断传承暨南精神。”

(杨葆生和他的夫人与记者合影留念)

(暨南大学新闻社 杨锦英)

责编:李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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