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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灵光:省长兼校长 心系华教 复兴暨大

字体: 2018年10月17日 浏览量: 来源: 《暨南大学》报第681期 作者: 钟元泽 发布:新闻中心

梁灵光是深受暨南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尊敬和爱戴的老校长。1983年10月至1991年6月,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兼任了暨南大学校长。在暨大第三次复办初期临危受命,对内锐意改革,对外大力争取经费资源,并明确将学校办学重点放在科研与教学上,为暨南大学的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一名归侨校长,梁灵光受命时暨南大学艰难复办、步履维艰,卸任时学校已走出困境得以稳步发展,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这一成就离不开老一辈暨南人的努力付出,特别是兼任校长8年之久的梁灵光苦心孤诣式的经营。

一.早岁结缘:梁灵光已是暨南的一份子

梁灵光是归国华侨。他和暨南大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1935年,日本侵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目睹国土沦陷,爱国志士莫不扼腕。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史称“一·二九”运动。

当时梁灵光正在上海读书,寄宿地便是上海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校外学生宿舍。目睹暨南大学里此起彼伏的爱国学生运动,梁灵光感觉到国难当头,天下虽大,恐怕再无法安放下一张安静读书的书桌了。随后他更直接参与了暨南爱国学生前往南京请愿的活动。

在人头攒动的火车上,他认识了暨南大学交通管理系的一位女学生,她就是后来成为梁灵光夫人的朱含章(在暨大读书时的名字为朱冠坤),二人一道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梁灵光参加了暨南大学内部的地下组织——抗日青年团和半公开的抗日救国会,他的住所也成了爱国学生开秘密会议的地点之一。他对暨南大学真如时期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学生情况十分了解。

或许与暨南大学的缘分就此注定。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10月,已担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被国务院任命为暨南大学校长。从1985年1月第二届董事会起,他还兼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直至1991年6月卸任,梁灵光任职暨南大学校长8年之久,对复办伊始的暨南大学步入正轨、继而走向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敢为天下先:办“名实相称的华侨高等学府”

1980年11月,梁灵光调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3年3月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长,10月兼任暨大校长。“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校长正是最忙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供应放开,问题较多,是很困难的时期,但是梁校长对学校的具体工作抓得很紧,不是挂空头衔。”1985年9月,梁灵光卸任省长,到省顾问委员会任主任。1988年至1993年,梁灵光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梁灵光的老同事、暨南大学党委原书记张德昌回忆。

梁灵光校长主政暨南时期,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着力于对内改革,二是对外争取经费,三是侧重于科研与教学。这些工作奠定了暨南大学发展到今天规模的最重要基础。

(一)三项改革建奇功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暨南大学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学。次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侨务办公室《关于办好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报告》(中共中央[1983]24号文件),指出对两校要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梁老深信“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本也。”他在多年实践工作中总结出经验: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要打开新局面,不能只靠单枪匹马,还要有坚强、团结的领导集体。

他主张在校一级党政班子内部发扬民主作风,要求领导班子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责任分工。历史亲历者、后任暨南大学校长周耀明对梁灵光开展工作的民主作风印象尤为深刻,赞扬老校长“大胆起用年轻人”“为暨大争取到校董、校友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支持”。

梁校长走马上任后,在校内组织全体干部、教师学习贯彻24号文件,澄清干部、教师中的某些模糊认识,以24号文件的精神统一认识,明确暨大的性质、任务及有关方针、政策。“中央24号文件,关键一点就在于面向港澳、海外,重点扶持侨校”,学校党委原副书记关汉夫回忆。梁老带领领导班子着力办出暨大的特色与水平,致力培养适应海外、港澳需要的人才。

对此,梁灵光把打破暨南僵局的措施总结为“三招”:

一是打破旧传统,加强对外宣传。

1985年,梁灵光主持下的暨南大学对港澳招生时,提出承认港澳中学会考成绩。同时中学六年级学生可以报考暨南大学,中学五年级学生可以申请暨南预科。此举大大降低了港澳学生报考内地侨校的门槛,“1985年暨南大学港澳学生人数大增。”暨南大学原副校长饶芃子回忆。

采取适应海外、港澳实际的做法,特地在港澳地区设立专门考场,独立招生,同时大幅度增加在校生中境外生的比例,对华侨生和港澳生给予优惠政策和照顾措施,灵活地调整考试科目、命题及录取办法。在此政策下,1985年和1986年报考暨大的境外考生便超过了2000人。

二是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现校长负责制,在全校实行学院制,所有的院长、系主任对校长负责,形成一环扣一环的领导负责制。

在当时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是党政结合制度,暨南大学的校长负责制属于首创。而它的表述一直在根据时代变化而进行调整,从“校长负责制”到“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再到“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积极发挥作用”,如何在保持侨校特色,突出中央24号文件精神,梁灵光所提出的“校长负责制”可谓“敢为天下先”。

三是“闯出新路子”,大力发展教研改革。

梁灵光领导暨南教师在教学科研上进行迥异于国内高校的改革。根据梁灵光的设想,应以“重视基础,突出应用”为指导思想,进行科研、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整改革。

在科研中,梁老主张“注重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暨南大学的科研从当时国内新兴研究领域着手,如避孕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赤潮研究等领域都取得突出成绩。社会科学方面,学校在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特区经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朱杰勤主编出版了《印尼华侨史》《菲律宾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日本华侨史》《美国华侨史》等多部著作。

对于教学,梁灵光强调加强适外性、应用性,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而且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使海外、港澳生毕业后回到原居住地,在谋求职业时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在他的指引下,学校面向境外所招收的学生要以特殊政策照顾,如加强对侨生英文教学,成立大学语文教研室,给理工科、医科等专业派出中文教师,增设计算机教学。1987年后,还给澳门生开设葡萄牙语课程。这些都为学生们返回生源地、拥有不差于当地大学毕业生的竞争能力、继而实现就业乃至留学打下了基础。此外,别具侨校特色的举措也在一步步落实,如设立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相结合、实现学分制、坚持外招生“来去自由”的原则等。

这项改革还包括不强迫海外、港澳学生接受国内社会主义价值观。暨南知名的“双轨制”便是此时所形成的,即对海外、港澳学生的思想教育课实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课,支持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在80年代中期,学校举行了庆祝圣诞节活动,这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和社会上还未有的。

凡此种种,在今天看来,实属平常。但是在当时情形来看,谓为石破天惊亦不为过。可以说,这些改革的促成,离不开梁灵光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态度。

事实证明,梁灵光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中央的侨教政策亦因此而得到贯彻。从复办到1990年,暨南大学共培养了各层次学生16977人,其中华侨、港澳、外籍华人学生占2757人。暨南大学海外、港澳学生毕业以后返回生源地,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发展海外华侨华文教育事业、增进中外人民友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二)苦心孤诣筹经费

梁灵光校长除在施政措施上作出了正确的指导,还解决了一直困扰着暨南的经费问题。80年代中期的暨南大学,复校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办学资金极其匮乏,“每年仅有经费1500万元”。人头费(工资、福利、医疗等费用)占去学校总经费的70%,只剩30%可用于教学、科研、管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梁灵光校长一方面积极在省里谋求解决办法,还利用他广泛的人缘动员华侨从经济上大力支持暨南大学。

梁灵光充分发挥了暨南大学董事会的特殊作用,积极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梁老的努力下,暨大不断地争取到校董、校友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支持。霍英东捐赠的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大楼,秘鲁华侨戴宗汉先生捐建的‘宗汉楼’,邵逸夫先生捐赠的体育馆都是在梁老主政那几年建起来的。”老同事、暨南大学原校长周耀明回忆道,“梁校长有人格魅力,很多人是慕其名而慷慨解囊,香港的石景宜董事先后向暨大捐赠数万册图书,仅希望与梁校长合影一张,后来学校图书馆还专辟了石景宜先生赠书室。”

暨南大学的“骄子”——医学院及华侨医院能有今天的规模,与梁灵光的爱护和关怀也是分不开的。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并无医学院,医科大学均为独立院校。尽管现在它们都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是在华侨医院刚成立之初,卫生部并不承认华侨医院的“合法性”。

“暨南大学医学院及华侨医院在当时就是暨南大学的‘私生子’。”暨南大学党委原书记伍国基回忆说。如当时广州电力供应不足,学校经常停电,这不仅给师生生活造成不便,对实验室和华侨医院的工作影响更大。梁灵光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找到供电局的领导,要求保证暨大的供电。后来暨大的供电就比较正常了。

这些都成为了今天暨南大学校本部的重要家当。

(三)留住校资,更留住暨南人心

暨南大学的后勤工作在当年也是全国上游,梁灵光功不可没。梁老非常重视保护暨南校产,他说,“只要我在位一天,谁也不许把学校的一分地卖出去”。这个重要的决定,为暨大留住了许多人才资源。

推动住房改革,着手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改善学生宿舍是梁灵光施政暨南的重要部分。“千万不要忘了梁校长的住房改革”。住进新房的“老暨南人”如是说。

当年,暨南大学招收港澳学生时,家长们要求先参观学校。“可是他们不看师资,不看教室,就看学生的寝室”,暨南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关汉夫回忆道,“他们一看到学校学生公寓居然使用公共洗手间,要他们把孩子送来这里念书,就谁也不干了。这是要逼着我们建侨生楼啊。”要成功吸引港澳生和华侨生,兴建“侨生楼”学生公寓势在必行。“建!”梁灵光一锤定音。

省里和中央都没有钱,那么就得发挥校董会的作用。在以往对外工作的基础上,梁灵光和暨南大学在侨生楼的建造上一分一毫都是争取侨商、校友募集而来的。当时这座学生公寓设有四人间甚至二人间,宽阔敞亮,外招生的洗衣机、电视机、冰箱等都可携带入住。这样的学生公寓,在当时全国普通高校里面完全是只此一家。

“侨生楼”学生公寓的建造,在保障侨生生活条件之余,甚至还为学生开辟了一条创业之路。据闻,每年毕业生们均会低价抛售家用电器。将家用电器低价买入、转手卖出不啻为一条可观的致富之路。对此,暨大虽严令教职工不准购买,但是却对学生网开一面。不少后来成为成功商人的暨南学生因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并一直不遗余力支持母校发展。

(上)(未完待续)

(本报原学生记者钟元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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