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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艺文成一家——邓乔彬治学述略

字体: 2018年06月22日 浏览量: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符继成 发布:新闻中心
摘要:融通艺文成一家——邓乔彬治学述略?筵符继成邓乔彬于1943年出生, 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3年调入暨南大学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特聘教授。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媚世、不虚饰、不颂谀,埋首书斋,笔耕不辍,撰写了750余万字的论文、著作,多次荣获中国图书奖、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荣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大略而言,其用力最勤、创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为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诗学研究、词学研究、画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五个方面,它们构成了邓乔彬“学术之厦”的“屋顶”和“支柱”。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是邓乔彬“学术之厦”的“屋顶”,代表作为《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

邓乔彬于1943年出生,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2003年调入暨南大学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特聘教授。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媚世、不虚饰、不颂谀,埋首书斋,笔耕不辍,撰写了750余万字的论文、著作,多次荣获中国图书奖、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荣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邓乔彬的中国古代文艺研究,走的是传统“通人通儒之学”的路径,主张文献学、文艺学与文化学的方法相结合,打通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壁垒。因此,他不仅文、史、哲兼通,而且于文艺方面也不只专精一门,诗、词、曲、赋、文、乐、画及相关的学术史等,均有成就且能融会贯通。大略而言,其用力最勤、创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为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诗学研究、词学研究、画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五个方面,它们构成了邓乔彬“学术之厦”的“屋顶”和“支柱”。

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是邓乔彬“学术之厦”的“屋顶”,代表作为《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该书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时先生的学术生涯处于中期,阅历识见既高,学术积淀亦厚,研究个性也已成熟,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来说,它都有承前启后、笼罩全体之势,可视为先生学术研究的总纲。在该书中,作者高屋建瓴,对中国古代文艺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发展态势进行了全局性的观照与探讨:先从横向的维度论中国的地理环境、农业经济、封建政治、哲学、宗教、语言等文化因素影响于文艺而形成民族特征和美学特性;又以时间先后为序,纵论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文化变迁和文艺发展规律、态势。通过此书可通览中国文化和文艺的主要现象、特点、发展历程、发展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寻绎出邓先生在诗学、词学、画学、学术史等方面的诸多论题及其基本观点。

“屋顶”之下,支撑邓乔彬“学术之厦”的第一根“支柱”为词学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成果丰硕。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即以研治词学驰名学界,与施议对、杨海明、刘扬忠三位学者并称“词坛四杰”。他在这方面论著颇多。读研时,便有《论姜夔词的清空》《论姜夔词的骚雅》等论文在《文学遗产》等业内权威期刊发表。之后,他参撰了第一部词学批评通史《中国词学批评史》,写作了第一部从美学角度全面研究唐宋词的专著《唐宋词美学》。此外,还撰写了《爱国词人辛弃疾》和《宋词与人生》等普及性著作,以及一系列词人词作、词学理论方面的论文。2007年,他又完成了近130万字的巨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该书被评为中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代表了邓乔彬词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评审专家谓其“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对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史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论析,是一部富有创新性和学术含金量的力作”。该书构建了由词乐、词调、词律、词韵、词体、词语、词法、词艺、词境、词风等层面组成的唐宋词艺术体系,并将其置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流程中,以文化的变迁转换为动因,观察、描述其发展演变过程。该书出版之后,颇获好评,有学者认为它“体现出文学史书写方式的创新”,为“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唐宋词史”,是对“唐宋词艺术的‘总账式’研究”。2013年,该书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邓乔彬“学术之厦”的第二根“支柱”来自其诗学研究,代表作有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书稿《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以及“文化与诗”“进士文化与唐诗”等方面的论文20余篇。《有声画与无声诗》为邓先生首部实践其打通艺、文界限主张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比较诗画异同的著作。它从表现对象、思想基础、社会功能、主体风格四个方面论中国古代诗画之异,从美学特征的融合、形象营造的趋同、艺术表现的互补、后期创作的相通论诗画之同,建构了一个严谨的中国古代诗画比较理论体系。《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为影响较大的诗学论稿,内容涉及古今中外,重在探讨中国古典诗词对于现代新诗的影响,实现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打通。而“文化与诗”和“进士文化与唐诗”两组系列论文则采用“文化观照”的方法,从文化背景、内涵、历史等方面对诗、画、文及相关理论进行探讨,其中多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权威期刊并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第三根“支柱”为画学研究。代表作除横跨诗画两界的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外,另有《中国绘画思想史》《宋代绘画研究》两本专著及一些论文。《中国绘画思想史》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思想的通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该书篇幅达140万字,大致以历史朝代为纵线,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19世纪的绘画思想。其中既有宏观之史的描述,也有中观专题、微观个案的论析,全景式地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审美风尚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绘画理论的影响。在2002年的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评选中,该书从全国千余种著作中脱颖而出并获奖。2015年,该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学者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画学专著《宋代绘画研究》作于2002年,有近50万字,为宋代绘画的断代史。先生以其多年的画学研究底蕴,熟练地运用“文化画学”的阐释方法,对宋代绘画发展的文化环境与变化之势,唐五代到北宋绘画思想的转变,南北宋的主要绘画理论及绘画创作,辽、金、西夏和大理的绘画等论题作出了精准周详的论述。该书出版后,荣获广东省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四根“支柱”是属于学术史范畴的学者研究,代表作为《吴梅研究》及与赵晓岚合撰的《学者闻一多》。《吴梅研究》系邓乔彬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为20世纪学术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该书中,邓乔彬结合历史背景,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近代词曲大师吴梅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就,并对其旧戏曲创作的结穴者和新曲学研究的开山者的地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学者闻一多》一书撰成于1999年,其研究对象闻一多向来以民主斗士和诗人的身份而闻名,而他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著成就则往往为前者所掩盖或淡化。邓乔彬独具只眼,以闻氏的学者身份为关注中心,对其古代文学研究作文化的观照,全面评述了其学术研究的内容、贡献、思想、方法、历史地位和影响,对于现代学术史的完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以上五个方面建构起来的“学术之厦”,“门户”众多而又彼此相通。数十年来,邓乔彬以此为“家”,优游其间,既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观判断,又有苦心搜求、洞幽达微的精深之见。比如在《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中,他把秦汉以后的文化变迁和文艺发展规律,从时间与空间结合的角度,归纳为内外交融、雅俗循环、南北易位、代有所胜,从内容之变的角度,归纳为儒道相济、情理互制、天人合一、古今并出,两千余年的文化和文艺变迁大势,32字即基本道尽,显示出大气包举的学术眼光。而在专著《唐宋词美学》中,他将每一个专题几乎都写成了小型的“通论”,经常以诗、文、画之美学特征和流变为参照,在比较之中确定唐宋词独具个性的美学价值,“‘不惮其烦’地切磋琢磨,非捕捉到曲折精致的、有时是转瞬即逝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活的形象不止”。贯通于他所有研究中的中国文化精神、意脉,使他的学术体系具有了一种融通博大的“中国气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邓乔彬治学虽然立足于民族本位,崇尚传统的“通人通儒”之学,但又兼具世界性的眼光。他认为:“古典文学虽有学科的特殊性,但同样应该并可以将眼光转向西方,积极地学习和汲取”,“文学研究向西方汲取是必然的、必要的,中西‘互相推助’一定能展示美好的前景。”因此,在他的论著中,又常可看到对西方文艺现象、理论、概念的阐述、借鉴与运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中西会通的特色。

邓乔彬曾规划,要响应“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争取工作到85岁,再完成《进士文化与唐诗》《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中国韵文学概论》,以及力图构建新体系、体现“一代之所胜”的《中国文化史纲》等著作。到那时,他倾注毕生心血、一字字码起来的学术之厦想必更加巍峨壮观。可惜天不假年,他于2018年1月30日离开我们,我们只能从现在已达12册的《邓乔彬学术文集》中摹想其规模形容了。

邓乔彬曾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研究的结论是得自自己读书的发现,不尚空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一点,当然也是他自己在研究工作中一贯的原则与追求。笔者相信,他穷毕生心血,为古代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后辈学人留下的这些宝贵的学术遗产,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2018-6-21)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编:苏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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