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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范以锦 先生很幸福

字体: 2014年07月08日 浏览量: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发布:新闻中心

任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8年,范以锦的“先生”色彩日益浓烈—授业解惑,著书立说;护犊情深,门生拥戴。60岁前,这个中国报业改革先锋以良知守护底线,以智慧应对挑战,与同事们共同缔造“南方报业”名动天下的传奇。有辉煌后的痛苦,亦有选择时的无奈;60岁后,没有“白纸黑字”的提心吊胆,范以锦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智趣双修,善良的天性与有趣的性情,得以灿烂舒展。他的“真、善、美”,被他的“范门”弟子欣然领受,流转四方。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196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曾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2003中国传媒业“英雄榜”风云人物。荣获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台湾第三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

44年前洞庭湖毒辣的阳光,仍不时晃进范以锦的梦乡。没有当年和连长关于插秧的日常对话,范以锦的人生坐标肯定与广州大道中289号这个中国著名的门牌号码失之交臂。那时他暨南大学毕业,和同学们一起劳作于湖南洞庭湖西湖农场,凌晨3点起床,晚上10点收工。“连长喊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旁边还有人在观察我的表现。”

1970年下半年,自知“又矮又瘦”,自傲“是党员和学生干部”的范以锦顺利地进入南方日报社。2006年11月,范以锦“安全着陆”。36年光阴,他在中国报业史上刻下名副其实的“范以锦”时代。“媒体情感我从一而终,计划分配年代不由你选择,还好,我爱上了。”2011年11月17日,范以锦在新浪微博上给他的178万的粉丝写下自己的就业观。是时,他已任母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一职5年。

范以锦转身成为范先生。他不仅在高校郑重地执起教鞭,而且也走进乡村学校。2013年10月,范以锦以精英杂志“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的身份,在陕西乡村学校的操场上,与孩子们分享自己少时的梦想,检讨人生道路的选择。

光荣后的如履薄冰

“防止因为报道不当将矛盾激化,新闻人也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但是,有的地方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2014年6月10日上午,南方日报社旧印刷厂的报纸传输带旁。68岁的范以锦将一个印有“南方日报”字样的遮布,摆了又摆,他用手机调整角度,拍了又拍。从南方报业退位8年的他,久违了这里曾有的繁忙。“我任上时,经常来这里看报纸印刷与派送的情况。”如今,印厂搬离,物是人非。这是一个适于回忆的场景。

1970年,走进南方日报社大门,范以锦称了体重,75斤;去湖南西湖农场时99斤。农场劳动量太大,油水都被榨干。进入报社,有工资拿了,还能接济家里。范以锦庆幸万分。“我们当时读经济的,有些同学毕业后去饭店端盘子,或商店卖咸鱼。广东某地有一个笑话,学西班牙语的,分到医院的牙科,因为有个牙字,以为是研究牙齿的。”

幸运的范以锦尝到做记者的分量。邓小平抓整顿时,范以锦去一个小煤矿采访,调查这个煤矿整顿和消除派系、恢复生产的事情,费时一个星期,“派系消除了、路线端正了、生产也上去了”,以这样的标题放在了头版。“当时反响不错”。之后,范以锦又以来信的方式,反映这个矿在粉碎“四人帮”后人心凝聚、生产上去的大好局面。文末署名“本报记者范以锦”。他是广东报刊在“文革”后第一个署名的记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范以锦在梅州记者站写下不少支持农民大包干的报道。很多公社书记、县委书记思想僵化,看了范以锦的文章,背地里说:“范以锦年轻不懂事,整天胡说八道”,惠阳地区一公社书记还直接给报社写信,说范以锦的新闻搞乱了人心。

范以锦曾在一篇《负面报道不是负面影响》的文章中,清晰地点明:“有些人躲在冠冕堂皇的概念下报喜不报忧,逃避社会责任和舆论的监督。”范以锦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时,继承前任的好传统,“每周一篇批评报道出现在《南方日报》头版,有时还放了头条”,“把机关报的舆论监督职能发挥到了极致”,

“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就要求你的报道要平稳一点,收敛一点,防止因为报道不当将矛盾激化,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范以锦在一次与杨锦麟的对话中说道:“新闻人也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但是,利益集团的干扰是不正常的。有的地方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传闻几次做方案要调整我的位置,我说保留我的政协委员就行了。我哪里也不去,不当领导也可以,只要还是南方报人。”范以锦告诉本刊记者,作为领导,报纸被问责,就有责任去沟通,力求化掉危机。“我不在乎自己的乌纱帽,我在乎报纸不改革发展会死亡,不考虑国情,盲目往前冲也有危险。”

“报社领导岗位是光荣神圣的岗位,而在这个岗位上又会碰到陷阱,如履薄冰。”2006年11月15日,范以锦发表离任感言,8次被场下自发掌声打断。他与集团各届班子缔造了中国报业改革成功的标杆—《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先继崛起;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亦以出色的革新意识,赢得领导和市场的双重认可。

良知与无为而治

基于良知保护人才,这不是问题的全部。“良知肯定有一个统一的构成,你不能强调良知,一味反对管理,也不能强调管理,抛弃良知,不应该完全背离。”

“你做的报道不错,这篇报道或许成为《南都周刊》的转折点。”2012年12月,《起底王立军》的主创石扉客在参加财新传媒领袖培训班后,被范以锦叫上车。石扉客此时是南方报业《南都周刊》的编委,2012年,他冒着风险,与同事合力围猎那位曾令一方山水黯然的警界枭雄。杂志甫一出街,就被一抢而空。范以锦以传媒研究者的身份,表示对这篇报道的肯定。

更令石扉客感动的是,2013年,石扉客收到范以锦的微信,大意是:曾和其他专家一致荐举《起底王立军》为某协会2012年深度报道一等奖,但未被采纳,遂决定空缺一等奖。范以锦表示遗憾。离开南方报业,现已是《博客天下》主编的石扉客向本刊记者感叹,“老社长体制内的努力与为人的实诚,着实让我感动。”

爱才惜才,自然懂得如何保护好人才。这是范以锦在任时的基本功。有一年,旗下一家媒体因报道被上面严厉批评,要求撤掉负责人。祸看来闯得很大。范以锦认真看了报道,听取汇报,基本认定:有能力保护他。“文章报道的内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报道的人中有些比较敏感。”既然事情闹这么大,处理是一定要的。如果调离负责人,“会引起动荡,很快舆论会沸沸扬扬,那家媒体也会垮下去”,范以锦建议采取一个温和的办法—降职,“执行主编变成副主编,让分管社委去兼职主编”。“那你说执行主编大还是副主编大?”范以锦哈哈笑着反问本刊记者。上级领导也算开明,采纳了范以锦的意见。

正如范以锦所言,这家被处罚的媒体正以这组报道为起点,开始了市场上的狂飙。

有人说范以锦对部下的保护,出于良知。范以锦坦诚分析:“良知肯定有一个统一的构成,你不能强调良知,一味反对管理,也不能强调管理,抛弃良知。”

这种分寸感带来的痛苦,在“南都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04年1月,《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总经理喻华峰等,先后被司法机关带走。认定为“私分公款“。‘其实是奖金“。范以锦联合社委和报社员工,积极向上级说明情况,并求助已离休的省委老书记,老书记林若打气:“你学张志新嘛,与他们斗!”范以锦答:“鸡蛋碰石头,与他们斗,烈士也当不成。而且已尽力了,无法解决。只得求助老领导了!”

几经努力,终于在省委主要领导的过问下,事态朝好的方向发展。未判刑的放了出来,已判的二审时减了刑。“我在位期间还来不及把它完全化解。”2009年,在对话杨锦麟时,范以锦坦承这是他退休时的一个遗憾。

“对有才能的部下,除了保护,也学会无为而治。什么叫无为而治?如果我的下属在某些方面比我强的时候,放手让他干,少管点。”范以锦告诉记者,他现在骄傲的是,到全国各地去,时不时碰见南方大院出去的报业精英,“约我喝茶聊天”。

传承,需要勇气和智慧

“担当、责任、创新”这些品质,正构成了“南方基因”。有了基因,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要一代一代接棒传承下来,往前推进。

范以锦的办公室房门,总是敞开的。“这样方便同事来找我。”范以锦向记者解释,这是几代南方报人留下的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一天,有人闯入时任社长丁希凌的办公室,打了丁希凌两巴掌。丁很愕然,说为什么打我?后来才发现,打人者是疯子。“可他并不会因为这两巴掌就在门口设个门槛。因为在老丁看来,这个是很意外,很偶然的事。”范以锦说那时很多领导的门都是敞开的,谁都可以进来跟他聊天,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印厂工人。“也不叫丁社长,我们都喊他老丁。”

丁希凌有一个特点:出差住招待所,一早起来洗完脸,然后把洗脸水逐个端到同事房间门口。“他就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对工作,对员工要求很严格,但是他有很人性的一面。”

解放初期创办《南方日报》的副社长杨奇(后担任南方日报总编辑。1957年,参与创办《羊城晚报》)一生坚持“文人办报”的思想,范以锦很敬慕他。杨奇解放初期搞舆论监督的态度很坚决,他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现在我和杨奇还有来往,他90岁了,可是思想还是很开明,常常谈到报纸的舆论监督和不要讲假话的问题。”

“南方报业品牌的形成不是我的个人功劳,这个品牌是经历届班子带领员工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到了我这个年代,有个好机遇,我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在中国报业领域第一次使用品牌的观念。”范以锦认为“责任、担当、创新”这些品质,正构成了“南方基因”。“有了基因,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要一代一带接棒传承下来,往前推进。基因的传承,还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我不是有本事的人。但作为社长,我有责任把最有本事的人用到最关键的岗位上。”在讲领导者的艺术时,范以锦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块磁铁”,在他周围,形成人才聚集的磁场。”一个脑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众多脑袋用起来,发挥大家的智慧,智慧的发挥要靠人的凝聚力。“凝聚力就是要他心情舒畅愿意去做这个事”。

有趣的“新新人类”

进入高校,继而进入微博,范以锦没有了白纸黑字的压力,传道授业的愉悦,得以释放。没有遮拦的童趣,亦淋漓展现。

2009年12月19日,“正在和范以锦老师一起玩微博,前辈比我还新潮。”上海交通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谢耕耘教授在新浪微博上打声招呼。范以锦落户新浪微博,立刻有粉丝涌前,有学生和前部下打招呼的,有求关注的,范以锦基本一一回复。范说那是他在北京开会时向谢耕耘学习玩微博的。

与在集团社长任中的沉稳与克制的形象相比,在微博里,范以锦基本上恢复了童真的形象。“我因事找‘云南伍皓’,发私信两天了,不见回音。恭请‘博’友们‘肉’一‘肉’,看能否将他‘肉’出来!”微博没玩几天,范以锦就抄起了网络语言,粉丝们热烈跟帖,各种帮忙。不久,范以锦在微博胜利宣告,“已联系上伍皓”。

微博,不只是范以锦人际交往、开展传媒观

察的阵地,更成了他与粉丝分享人生的茶座。教师节时,他痛快地向学生宣告,“今年过节不收礼,要收就收微短信”。2011年底,学生们开始找工作。范以锦微博上忙着与粉丝交流就业的话题。一个月后发现,诸多微信可以整理成就业系列。“然后我想,是不是可以设置议题。后来就有了学习篇、见习篇、伦理道德篇。”一不小心,结集出版的《新闻“微”茶桌》成为全国第一本新闻类的全微博体书。“连序言都是微博体。”时年95岁的新闻学泰斗甘惜分是新浪微博最年长的博友,范以锦敬仰其人品才学,私信甘惜分,请他写序。其时甘惜分卧病在床,他口述,儿子笔记,甘订正,家人以私信的方式发送范以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赞许此书:“作为新闻学的领军者,范老的微博式学术话语,更像当年孔老夫子的论语式的表达。”

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丘克军的话说,微博上的范以锦是不折不扣的“新新人类”, “范老师年年都是学院发表论文最多的教师。”王悦是范以锦的研究生。在未进 “范门”前,他就是范以锦的粉儿。第一次去导师办公室,“一进门,范老师就给我倒茶,看我满头汗,还找纸巾,一下子感觉就拉近了,原来大V这么好接触。聊了一下午,他一高兴,送了我五本书,本本都签了名。”

范以锦有给学生布置写作任务的习惯。“他很公平,往往在与同学吃饭聊天时,就点名,下一次该你写文章了。”范强调,8年来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三分之一是自己独立写成,三分之二是和学生联合写作,“没有一篇是学生写了拿给我署名,借我的名字发表,我不做这样的事。”“绝大部分是我提出的问题。学生拿提纲,我梳理,最后我改定。我一般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因为学生写了初稿,我尊重学生。”

范以锦的机敏,给王悦留下深刻印象。2013年3月30日,广州星海音乐厅,2012年度南都奖学金的颁奖礼如期举行。王悦获二等奖。主持人介绍嘉宾时,范以锦第一个上场,令王悦惊喜的是,全场掌声雷动,吹口哨的,叫好的。“享受的是明星的待遇。身边是各地来的获奖学生,我当时就很骄傲:这是我的老师,你们羡慕吧。”

范以锦的临场急智亦令观众意外。主持人调侃:“看来范院长的普通话,这两年虽在高校里,也没见长啊。”范以锦笑笑:“我见到南都的同事就像回家了,我回家就很自然讲家乡话啊。我讲家乡话你们能听懂的,是吧。”全场大笑。

“虽然我老了,但是接触的都是孩子,当然有幸福感。”范以锦现在身边有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乐于与学生在朋友圈、QQ群中交流,谁交朋友了,谁胖了,他都会“八卦”地先说。王跃说,“有时我们都惊讶于他的敏锐,消息从哪里来的?”

父辈的旗帜

淡泊名利、自得其乐,算得上是范以锦的家风。不争而有为,为而有乐,构成了范以锦人格的两面。

范以锦快退休了,各方在打探。他拒绝了几家单位的邀约,“不是为了赚钱。要干,就是干我能够干的。”一次,他接到暨南大学校长助理的电话,对方希望范以锦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院长。“我说到处传言我要退,那就等正式宣布吧,那时我就去。”

“报社当领导的时候,有许多规定动作,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些事情不想干也得干,而且不能慢,动作要迅速。”范以锦觉得到学校就不同了,“这是充满深沉思考的地方,你可以静下心来研究学问,有时间对现实和未来可以认真思考。”

正式从南方日报社退休,范以锦接到杨锦麟的电话。“他是我退下来以后第一个跟我说要见面的。”杨锦麟专程从香港赶到广州,带了台湾茶。范以锦问他有什么事,杨锦麟说没有事,纯粹找你聊天。“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范以锦的激情,在高校再次迸发。入暨南大学后,范以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南方报业合作,创建“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暨南大学每年暑假前从新闻与传播学院选拔本科二年级学生参与训练。南方报业派出业务精英进行培训,然后在暑假让学生进入南方报业见习,对他们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并建立联系档案,长期追踪考察,从中挑选优秀人才。吉林大学原校长刘中树教授评价,“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是具有开创性的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范以锦的倡导或支持下,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建立的训练营、特训营、创新基地,以及每年一次的”传媒领袖讲习班“,”打通与业界的联系,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学生受益匪浅“。

谈及这些创举,范以锦透露出欣慰。这也符合他花甲之年给自己的定位—“我现在的原则,少干事,干力所能及的事,干有实际意义的事,干能干成的事,能干有影响力的事当然就最好了。”

淡泊名利、自得其乐,算得上是范以锦的家风。从父亲范联盛开始,这样的薪火就开始燃烧。反右、大跃进前后,政治压力使曾担任乡长、副镇长的范联盛陷入了迷茫、两难的境地。1958年9月,范联盛打听到司机紧缺,便请求辞去领导职务改行当司机,很快获批准。先后在汽车站、邮局、医院开车,1964年起到县委开车。“曾经身为官员的父亲当上司机后毫无失落感,反而变得异常兴奋。再也没有人找父亲麻烦了”。范以锦说正是父亲看似“退步”的选择,在“文革”中却安然躲过一劫。

回忆起父亲,范以锦总结道:“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淡然的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满足感非常强,不追求过多的东西。”如今,范以锦的儿子,在电信技术领域,沉潜专注,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父亲范联盛以工人身份退休多年,后来又接到通知,搞错了,重新按干部的标准领工资。“父亲只是笑了笑,没有特别在意。”范以锦永远记住父亲的那份淡然。

[对话范以锦]

纸媒不可能那么快死

“我喜欢有个性的员工”

记者:“幕天讲坛”重在发动社会精英关注乡村学生的人生成长,你是“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你觉得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什么弊端?

范以锦:一个反常的问题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本来是最需要生动活泼,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为孩子健康成长打基础的时候,孩子们却变成书呆子,没有很多自我。但是到了大学就反过来了,就放飞了,很轻松。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困境在:没有压力,要中小学生很自觉读书是不可能,因为他是孩子,问题是这个压力太大,需要减压,可是目前就是谁减压谁吃亏,谁上当。现在升学就考分数。

记者:在报社时,需要和许多有个性的新闻人相处,你的相处之道是什么?

范以锦:我是喜欢有个性的员工,没有很大个性也是他的个性嘛。有个性的人就可能争论比较大,同事之间有部分人会不喜欢,领导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有个性的人往往做出有个性的项目。有个性的报纸和个人的个性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不是完全划等号。作为领导,要尊重他的个性,发挥他的个性,将他的专长用得更好,一旦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在这里干得非常愉快了,这时你去指出他的问题,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理的说理,他会听你的。

记者:“文人办报”的观念现在落伍了吗?

范以锦:我们是事业单位,要服从上级的指示,又是企业家,自负盈亏。我们不仅要办出社会效应,还要有经济效应,我们要养家糊口,那必须企业家办报,但文人办报的气节不能全丢了。如果一味顺从官场这种游戏规则,那就很难办出一张好的报纸。官员办报、文人办报、企业家办报,三不像又三个都必须有,这是比较难的。

领导也不是完全掌握情况

记者:三不像中你最像哪个?

范以锦:我就是想要把这三个特点结合得好一点,三个我应该都有一点,但做得好不容易。我确实有担当精神,但也不是什么都敢对抗。游戏规则是常态的,你不按游戏规则来办是非常态的,非常态的只能适可而止地用。南都案件你为什么敢顶,那是忍无可忍了,那是一种底线,那时就是想豁出去。一般正常情况下,你所处的环境没有到那么窝囊的地步,你没有必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还是要注意分寸。

记者:在新媒体日益加逼的当下,传统媒体从业者如何建立职业荣誉感?

范以锦:现在我们处在转型期,是非常痛苦的。现在破坏性的意见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多。所谓破坏性的意见就是看什么都不行,很迷茫,找不到出路。现在还在探索当中,处在转折时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直接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搞纸媒的人,要坚信一条,纸媒是一个传播的平台,不可能很快完蛋,总是有一部分人要看,国家最终还是会保护纸媒的发展。但是会有一部分垮掉,那是肯定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纸媒不可能那么快死,虽然有的会死,但“肯定不是我而是别人。要有这个自信。”

记者:出于良知保护部下,但是这种保护有时和你的职责是冲突的。

范以锦:良知也需要沟通,但是如果沟通不了,上面下令,那你也顶不住。我觉得能沟通的情况下尽量沟通,因为领导也是人,领导也不是说完全掌握情况,包括他的知识面,包括他对一些问题的把握,有机会跟领导反映情况,采取稳妥的办法解决问题。当然,最终上面拍板了,也必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纪律,也是国情。

记者:这种对边界的把握,是一种艺术,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标准?

范以锦:这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要注意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所以我就讲还是要内行去把握,包括你对社会环境的把握,对管理制度的把握,对新闻内部的把握,内行的话你就知道它的分界在哪里,当然还有个人的勇气,良知。如果你老想,为什么我要得罪领导啊?如果我跟着执行的话可以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领导?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对领导也没有好处。其实,有些决策向上反映后,也会被采纳的。

“生为新闻人,死为新闻鬼”

记者:从集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这几年是什么样的状态?

范以锦:退休以后,可以说“解除装备”了,轻松了。搞报纸,白纸黑字,一切思想观念都会呈现在报纸上,一目了然。当领导的时候整天就为这些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大学里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大家都是自由的交流,跟报纸完全两码事。现在就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

记者:从事报业三十多年,你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范以锦:虚一点来说,我这一辈子从事新闻事业,为新闻事业奋斗一辈子,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一参加工作就当记者,退休至今,进行传媒研究,每天还是看报纸,关注舆论。我很自豪,我一辈子是新闻人。生为新闻人,死为新闻鬼,没有动摇过。比较实一点来说,值得我自豪的在于我在推进南方报业多品牌战略、人才战略时的员工认同感。当年我们虽然经历风雨,但是压力都是来自外部,内部员工还是很认可很支持我的。

记者:离开南方报业,有什么遗憾吗?

范以锦:当年我提出媒体多品牌战略的出发点,重点还是打造内容品牌,通过内容的影响力来推动发展。但是我来不及做的一点是,从产业布局来说,视野还不够开阔。应该在报纸之外的跨行业上做一些努力。南都事件也有遗憾,并不圆满。但我也尽力了,想要更圆满一点可能也有困难。

[记者手记]

冲淡之美

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只能在传媒圈子围炉夜话的间隙听见范以锦的名字在江湖出没。

老范不老。有幸当面向他请教报业历史和他的前辈。老一辈报人的名字杨奇、丁希凌、黄文俞的名字不时穿插其中。他对前辈有感佩,有怀念,有订正。没有欲说还休的城府,多的是率直的坦荡。

这位68岁的报人,可以为事业激情,但处世待人,冲淡平和。“冲淡”是二十四诗品中和“雄浑”并列的另一类重要诗境。它和“雄浑”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想到此处,不禁莞尔。诚然,老范并不是一个肆意酣畅的“雄浑”之人,他向往的,包括他的父辈传承下来的秉性,便是优游不迫。三十余年媒体生涯的锤炼、领导岗位上的风雨洗礼,更加练就了他身上一种外物轻易无法撼动的,平静,内敛。

面对老范,我们时刻都感觉到,这天底下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火上眉梢。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发,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掌控力。

当我们说起过往的辉煌,老范的神情也没有丝毫波澜,在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一个是“责任”,另一个便是“南方基因”。在他的表述中,个人色彩非常淡然。这把自己定位为“南方基因”的继承者,他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使然。这样淡然、周全的说法,在他说来,毫无假托之嫌。

对照老范几十年的职业生涯轨迹,听他聊往事,你一定相信:成就了他的,正是他的无所求。不求名利,不为物所累,才真正解脱了桎梏,没有不可抵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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