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从广东高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省委省政府将拨出专项经费，力争用5—10年时间，建设若干所具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的大学，培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特色重点学科，带动全省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实现新的跨越。至此，近几个月以来大家所牵挂的“广东省拨款50亿以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说法就此尘埃落定。

无疑，大笔的经费投入对于大学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大学发展的经费问题，是全球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银行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高等教育的主要情形是经费“处于世界性危机之中”，虽然各国的体制不同，但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已经使得经费成为大学校长的共同难题。而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生产函数理论表明，大学的办学质量会受到经费投入、教师、办学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经费投入的增长会显著地提高办学的水平，反之亦然。牛津大学前校长科林·卢卡斯甚至将经费列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首要条件。可见，要建设高水平大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可是问题在于，做买卖有赚有赔，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人人都知道，却并不就意味着投入的增加一定会直接增加产出的比例；也就是说，要建设高水平大学，“钱也不是万能的”。然则，有了这笔经费的投入，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这次会议上，胡军校长谈到，我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思路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以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调整为驱动，重点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体制机制改革、评价体系改革。是的，重点在于改革，在于对旧体制机制的创新与突破。大学的发展需要这种不断的创新。如牛津、剑桥这些最古老的大学，其历久而弥新的秘诀就在于不断地反思自身的使命，不断地创新自身的组织结构。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认识和创新的过程中，大学才从一个与广大民众生活无涉的、象牙塔式的边缘性机构成长为今天处于社会中心的、有组织创新与学习的主要部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自身组织的革新是当前大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或者说，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在经费投入之外，还必须在大学自身的“肌体”上动刀，必须对大学的组织、机制中的痼疾动刀。

比如，校院两级管理已经提了很多年。可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学院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主体，可财权、人事权却仍然主要掌握在学校手中；学院层面责权利的不相匹配，也让众多有想法的院长们缩手缩脚而“难为无米之炊”。再比如，大学里学术权力不彰也是一个频遭抨击的痼疾。可是，在学校层面无论怎么增加学术委员会的权限或提高其地位，都因为其成员构成的“先天不足”而使其无法摆脱“外行评价内行”、“外行审议内行”甚至“外行决定内行”的宿命。等等。因此，能不能将财务、人事等权限与执行权一起尽皆赋予学院使其事权与财权统一，能不能将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及其权利主要放在学院（部）的层面从而使学术权力得以真正地落实？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涉及大学内部管理流程的再造，是对大学既有利益格局的打破。这种对于既有利益格局的打破，不仅表现在某些实际权利的剥离与转移上，还表现在一种对于人们惯常的工作方式、舒适的心理结构、稳定的生活状态的打破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改革尤其是改革之初的不适应感总是对于自己的一种威胁，或者说，我们的社会与大学还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律且资源足够富足而使人们不在乎短期或当前利益的阶段，所以改革的阻力往往来自组织内部。

可是，有阻力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止或不可行。一方面，使被改革者的利益统一于改革，是减小阻力的惯用策略，这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另一方面，有个故事，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受聘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校长，上任第一天会见了哥伦比亚的全体教授。麦克阿瑟说，非常荣幸地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全体雇员。这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站起来说：“麦克阿瑟先生，我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从这个故事来说，当前我校正在进行的综合改革也许会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造成不便甚至不适，可这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改革的原因，因为改革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担当，因为我们就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