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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澍:小额信贷,精准扶贫之利剑

字体: 2017年05月21日 浏览量: 来源: 作者: 发布:新闻中心

四川巴中南江县,川柏树村的金银花在阳光下绽放。它们迎风摇摆,为这个偏僻的山村招来“金银”。几个老人挥着手,脸上挂着笑容,送别即将往城里打工的子女……然而,在中国腹地的其他地方,“贫困陷阱”仍十分显眼——即使投资回报率很高,贫困家庭因为缺少投资资金,很难发展生产,只能继续陷于贫困的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功使7亿多人口脱贫,有效地消除了大面积贫困。但是另外一方面,相当多仍处于赤贫状态的家庭,散落在偏僻的山村。这些家庭致贫原因多样而复杂,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已经难以奏效。“有时,区域性的扶贫项目,甚至会拉大地区内的贫富差距。因为那些能力较强的人,更有机会获得贫困扶持资金。”我校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蔡澍解释道。

“现在的扶贫工作已经瞄准到‘户’。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建档立卡’的工作,为贫困户建立个人档案。”在蔡澍看来,在现阶段,“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的一把利剑。

对“小额信贷”的评估

“‘小额信贷’是国际学术界使用的广泛意义的术语。在中国,具体指的是‘贫困村互助资金’”。目前,蔡澍试图分析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能否突破早期扶贫措施的局限。

每年,国家将贷款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下发到村。由村民选举成立委员会管理和运作贷款资金。家庭如果需要资金,可以到委员会申请,签协议盖章后,凭证去信用社取钱。借款用于什么项目,由家庭和村庄自己决定。这不同于早期的专项扶贫贷款,如资金专门用于修路等。“初步研究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一定程度上契合‘精准扶贫’的理念。”

2016年3月,蔡澍跟随团队到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进行调研。他发现,南江县的川柏树村,正在推广金银花种植,农户可以到植保站购买金银花苗。金银花种植对劳动力要求不高,种植一到两年后就可以采摘,出售给药材公司,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个产业前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除了种苗的购买,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川柏树村地处山区,降水容易流失,需要建设蓄水池。”蔡澍观察到,帮助拓展经济作物种植的同时,互助资金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年轻人可以到外地打工,进一步扩大家庭收入。

十年前,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刚开始试点。实施早期,国家委托相关研究单位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的方法主要是随机干预实验。评估工作在山东、湖南、河南、四川、甘肃五个省份展开。评估组在每个省选出两个贫困县,在每个贫困县中选出五个贫困村。再随机选择3个为试验组,发放小额信贷资金,剩下的2个为对照组。“诚然,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差别较大。实验在同一个县内的村庄中随机选择试验对象,客观的差异较小。”

两年后,评估组对农户进行跟踪调查。评估组发现,试验组家庭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明显增加,如更多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加大畜牧业饲料的投入。同时,互助资金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在试验组有更多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

在中国的实验结果令人惊喜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个随机干预实验的效果非常明显!试验组收入增加得非常快,消费明显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如果前期农民得到贷款进行生产性投资,由于投资回报率较高,他们不仅能够将贷款还上,还能够继续扩大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蔡澍和他的团队发现,同期在印度、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试验,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没有明显作用。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通过对比分析,蔡澍和他的团队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

首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如果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收入增长可能非常巨大。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农民工打工一个月所得的工资,可能等于他原来进行半年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

第二,在中国城市,农村流动人口相对容易找到工作。中国加入WTO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与此不同,印度IT产业发达,对高学历劳动力需求大。受学历制约,印度农村人口进城后可能面临失业。因此在印度,小额信贷使贫困户农业收入增加,外出打工收入并未增加。在中国,则是农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双增加。

第三,中国贷款周期长。中国的小额信贷通常以一年为期,外国的小额信贷很多要求每月甚至每周还款,这可能导致农户资金流断裂,削弱农户投资生产周期长但回报高的项目。

最后,中国小额信贷项目刚刚起步,国内农村缺乏资金的现象比较严重。外国NGO比较发达,贷款项目借NGO组织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农村生产性资金相对比较充足。

“救急不救穷”

“可以看到,小额信贷项目的推出,满足了农村家庭生产性活动的借贷需求。”蔡澍进一步解释道,“在乡村,自己生病或孩子上学缺钱,跟乡邻借钱相对容易。但如果要置办产业,钱就比较难借。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消费性借款容易取得,生产性借款较难取得。”在论文《Lend to the Needy, but Not to the Poor: Indirect Effects of a Microcredit Program on Informal Financial Networks》中,蔡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互助资金下发到村后,没有贷款的家庭,跟亲朋好友的消费性借款反而减少了。

“按理说,没有接受互助资金的家庭,应该不会受到项目实施的影响。”有趣的现象促使蔡澍深入研究下去。排除诸多因素后,他得出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项目实施后,家庭发展生产的资金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家庭生产性储蓄的动机减少了。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年关将至,至少面临两个花钱的项目:一是置办年货, 二是购买开春的种子和秧苗。根据“救急不救穷”的原则,一个家庭较易借到置办年货的钱,较难借到开春购买种子的钱。没有互助资金项目的时候,对于家里的储蓄,一个家庭倾向留到开春购买种子和秧苗,因此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购置年货。有了互助资金后,村民预期到,明年开春可以从互助资金获得贷款,所以没必要存储开春购买种子秧苗的钱,买年货则可以动用家庭的储蓄,无须向亲友借钱。这也表明,村民在融资选择上有优先排序,他们倾向于能不借钱就尽量不借钱。“这关系到人情借还和面子问题。”

关于“救急不救穷”,蔡澍曾在不少会议上多次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讨论过,“我发现这个现象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

小额信贷不是万能药

是不是跟村委会比较熟悉的村民,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接下来,我们会分析人际关系与贷款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比如,获得贷款的户主与村委会的负责人是否有相同的姓氏,家庭贷款率与家庭成员在村委会任职是否有相关关系,等等。”此外,贫困村互助资金的成效与地区背景高度相关。尤其在地处偏远、缺乏发展资金的乡村,项目效果会更显著。

扶贫工作中,人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一个地区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地区有‘能人’。在南江县调查中,我发现村官、扶贫工作主管官员的个人能力很重要。”蔡澍提到两个人物——南江县扶贫办的兰主任和川柏树村的村长。

“对于扶贫工作,别人可能认为是一种任务,兰主任则把它当作切身的事儿。他几乎跑遍了全乡的所有贫困村,细致了解信贷项目的贷款利率、资金分配等问题。他还善于想办法,让全县各村上报发展项目,类似‘竞标’,公开评比优劣,选出最有潜力的发展项目。项目如果进行得好,还有奖励措施,或下次有扶贫资金时会优先考虑。”

“在川柏树村,村长在村民中间比较有威望。种植金银花之前,村长带领大家尝试过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摸着石头过河’,最终选择了金银花。村民对村长的支持是该村成功的一个关键。”

贫困家庭自身的因素同样重要。如有些人偏好于即时消费,储蓄愿望不高;或比较保守,不愿投资风险较高的生产活动。“目前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度量,接下来的调研会尝试增加相关问题,并考察这些因素与扶贫项目的交互作用。”

“学术界存在争论,‘贫困’到底是受市场等外部因素制约,还是受个体内在因素制约。我想是兼而有之。”蔡澍总结说。

多样化的扶贫方式

贫困原因的多样化,使各地采取的扶贫策略各不相同。目前,已经有“黑土麦田(Serve for China)”项目、光伏发电站扶贫、劳动性收入奖励等多种形式。

对于那些缺乏发展条件的地区,比如地震灾区、存在地方病、地理环境恶劣等“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会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目前,异地扶贫搬迁的规模挺大的,约占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一般以自然村为搬迁单位,优先安排贫困户。”关于异地扶贫搬迁,蔡澍计划参与一个跟踪调研,观察搬迁家庭生活的变化。“希望可以总结一些经验。”

至于那些“扶不起”、没办法帮助的家庭,则会有社保资金、五保资金兜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人觉得中国渐渐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广大的腹地,很大一部分人仍在贫困线挣扎。深入农村调研,目睹很多农村老百姓的疾苦,深有感触。”

“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蔡澍左一和村民访谈)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武茜 李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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